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何成为课题
一、命题
&bsp;&bsp;《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年鉴》开篇之际，恰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举行。
&bsp;&bsp;&bsp;&bsp;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仅吹响了“文化强国”的号角，更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此次全会聚集文化议题，其意义堪比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文化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bsp;&bsp;《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年鉴》将纪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所集聚起来的精英在全球话语权中众横捭阖攻城拔寨以及与世界领先企业一决高下的文化创意企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年鉴》将见证一个被文化创意改变的中国，书写“中国史诗”新篇章。
&bsp;&bsp;&bsp;回顾新时期历届中央全会，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做专题系统研究讨论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第一次。《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发展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政府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再次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之上升为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命题这样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意义非凡。
&bsp;&bsp;&bsp;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有个基本问题需要研究，既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发生“牵引”影响的必是文化。一个文化强国应该具有吸引全世界按其文化理念自觉遵循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穿透力，为世界树立楷模，在文化的关键领域作出贡献。这正是“文化强国”这一科学命题提出的内在机制。在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严酷现实面前，已经容不得中国在文化发展建设方面固步自封、稍有迟疑。只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幅度提高，才能够提出引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各项议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是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未雨绸缪。
二、潮头
&bsp;&bsp;&bsp;文化正立于时代潮头，我们站在潮头前瞻：文化创意产业将涌现四大潮流
潮流一&bsp;资本加速流入文化产业
2009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年4月，九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在政策的推动下，资本快速向产业聚集，一批相关的文化产业基金迅速成立并进入投资期。
&bsp;&bsp;&bsp;今年4月，由建设银行发起的中国首只文化产业基金——建银国际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正式启动，规模20亿，投资范围涵盖出版、影视、网络游戏、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而市场嗅觉敏锐的VC和PE在内的股权投资基金也开始杀入文化领域。“文化+金融”的文化产权交易也开始成为潮流。
&bsp;《决定》提出，“推进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源有效对接，并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支持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鼓励扶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闻风而动的金融资本将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掘金力度，而在资本运营和金融创新的催化之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将步入跨越式发展。
&bsp;&bsp;&bsp;潮流二&bsp;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
多而不强，分而据之是中国文化创意企业经营的现状。可以预期，未来通过“合纵连横”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一大推手。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文化创意产业的“越界”重组将迎来新的“发射窗口”。
《决定》提出，“要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领域，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其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尽快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提高产业集中度”。
&bsp;&bsp;&bsp;未来几年，我们将迎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提升的时代。
潮流三&bsp;改制上市风起云涌
《决定》提出，“未来的主要任务仍然在于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并着力培育骨干企业”。未来政府将督促文化传媒国有企业改制完成，加大相关公司的投融资政策支持。跨媒体、跨区域、跨行政级次、跨所有制重组开始向纵深推进。届时，将有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国有或者私有文化传媒企业上市，利用资本化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意板块整体关注度将得到提升。
潮流四&bsp;文化出口将成为新亮点
&bsp;政府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将来在支持文化发展和开放方面，也会出台力度更大的财税支持政策。文化贸易特别是版权贸易将从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尴尬局面，实现从国际文化贸易大国到文化贸易强国的转变。
&bsp;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三、课题
&bsp;&bsp;&bsp;我们踏浪而来、逐浪而兴，我们将择取怎样的浪花装点文化创意的花园？于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年鉴》编撰采集的进程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自身的标准化及评价体系的构建成为首要课题。
&bsp;&bsp;&bsp;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特征逐渐完善，而标准化和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超越产业品牌竞争的高层次竞争手段，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采取什么新思路、通过何种模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基于什么理论、选取何种方法才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成为《年鉴》编委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力图构建一个标准化的评价体系，通过《年鉴》所确立的产业“楷模”，来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照系。
&bsp;&bsp;&bsp;当前，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行业划分标准不清、企业界定的标准不完善等问题，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化体系还没有建立。因此，我们期冀依托标准化评价体系的引入成为新经济范式的“催化剂”，催生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的发育和发展。
&bsp;&bsp;&bsp;2007年，文化部曾颁布《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文件指出，文化领域的标准化是促进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技术保障，是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bsp;&bsp;&bsp;那么，作为“重要技术保障”和“重要基础性”的“标准化”将如何构建？
&bsp;&bsp;&bsp;创意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信息、知识，特别是文化和技术等无形资产，它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价值产业。创意在这里是技术、经济和文化等相互交融的产物，创意产品是新思想、新技术、新内容的物化形式，特别是数字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融和升华，是技术产业化和文化产业化交互发展的结果。创意产业可以渗透到许多产业部门，正因为如此，创意产业不是要从传统产业类型中完全分离出来，而是要在传统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新的创意元素，提高“创意”在产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创意产业以其渗透性打破传统产业的格局，在传统的产业“林”中通过越界重组，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合作，形成一个创意产业实现途径的“截层”。我们的标准化评价体系“作业点”就建立在这一独特“截层”上。
&bsp;&bsp;&bsp;依托城市基础条件、功能和便利性，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集聚发展的态势，这种态势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集中发展。作为集聚区建设基础的城市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创新人才资源、畅通的信息媒介和便于传播共享的文化氛围，为创意社群提供良好的“创意生态”。城市具有组织和策划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机构和团体，能够使产业与社区发展紧密结合；城市作为各种新思想和新潮流的发源地和集聚地，为创意提供了现代性的想象空间。
&bsp;&bsp;&bsp;因此，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能否在一个城市烙下清晰的印记，成为这个城市的符号；同时它能否有一个可聚焦的核心关键词而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它还要善于发出一个欢迎指令，既表达这个城市的文脉与精神。这三个方面是评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外部视域。
&bsp;&bsp;&bsp;创意产业已不仅仅是个体设计师、策划人及艺术家们的灵感突现，这其中也包含知识和社会经济文化传播构成，产业发展形态及社会运作方式的创新。创意产业需要集体的广泛互动和企业的多主体参与，需要整合多主体资源来建立一定规模的集群环境。
&bsp;&bsp;&bsp;因此，我们提出资源—环境模型来评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程度。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创意主体”来说，环境分为两个维度：资源禀赋和环境适应度。资源禀赋是指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切资源，包括创意社群、鼓励政策、企业战略、技术能力、本土条件、市场情况、地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环境适应度可衡量文化创意主体受环境影响而发展的适应程度，文化创意主体的环境适应度由对制度的适应程度和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适应程度来评价。
&bsp;&bsp;&bsp;由于目前国内外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内涵、范畴界定的不同，以及统一标准的缺失，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相距甚远的各种统计版本并存。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工作的滞后，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可以支撑年度形势分析的比较可信的文化创意产业统计数据。特别是关于产出的统计数据，除了各种行业性统计和地方性统计之外，国家统计基础上付诸阙如，还没有一个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统计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而行业数据与国家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地方统计口径也多有不同，难以汇总为全国性数据。
&bsp;&bsp;&bsp;不仅如此，全国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已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未来发展情况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相关管理部门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需求，需要有更加规范的、可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的指标体系。而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评价标准，需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避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沦落为房地产开发区。
&bsp;&bsp;&bsp;针对当前大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从外部来看作为一种产业集群常常只具备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地域概念，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管理主体；从集聚区的内部建设来看，硬件条件、配套产业链、集聚个性需求都需要规范。这种规范来自于集聚区自身发展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来确立集聚区建设的规模、配套服务、入驻企业的选择标准等。于是，我们所见的大多数集聚区都找不到固化的文化符号，更不要说形成基于某一文化符号的产业链条了。
&bsp;&bsp;&bsp;这些现状给我们编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年鉴》确立了以文化创意集聚区为切入点来推动标准化评价体系的研究方向。
四、思考
&bsp;&bsp;&bsp;&bsp;国际文化贸易领域，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多都只输出被功利地解构的一个个抽象的文化符号，未能向世界清楚展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未能将中华文化应有的想象空间提供给世界。只有建立起能够承载、传播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创意产业，才能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影响力。
&bsp;&bsp;&bsp;&bsp;我们应对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制定文化发展策略和政策，因而令我们的社会受“现代性”的驱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现代性”，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使命。“现代性”是一个集体价值观系统，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建立人们的身份、推动经济、支配选择、引发期望。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大众对快乐、美丽、艺术、创意及幸福和尊严的认识。“现代性”支配消费者如何选择某项艺术表达形式、某类文化创意产品。简而言之，“现代性”塑造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而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依靠文化滋长，讨论“现代性”就是讨论文化的价值观。
&bsp;&bsp;&bsp;&bsp;有学者在追溯历史时提出：两千年前的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第一条丝绸之路；在5世纪，郑和下西洋，开辟了第二条丝路，这是一条海上“丝路”。在2世纪，我们将开创第三条“丝路”。先前的两条“丝路”是茶叶、丝绸、香料、水果、珠宝、黄金贸易的重要通道。2世纪的第三条“丝路”除了是新颖构思、创意产品、创意人才交流之路，亦是东方及西方文化价值交流之路。第三条“丝路”并非海上或陆上通道，也不会实质上连贯两地。第三条“丝路”穿过的是人脑精神领域中意识形态的网络联系，其动力就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把握文化的话语权以确立和平竞争的优势。
&bsp;&bsp;&bsp;&bsp;这第三条“丝路”是当今中国文化战略的一个隐喻。站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一“思考之地”，我们将看到：在这条“丝路”上，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融为一体，文化政策互相配合，通过各地之间结盟，寻求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共通之处。这条丝路上，各个城市和国家的公民也抱着相同的愿望，邀请彼此&bsp;追寻共同的理想：以欣赏的态度接触不同文化，以欢愉的心情体验不同艺术，以开放的胸襟看待不同社群。在这条丝路上，人们互相尊重他人珍视的基本价值，共同尊重大家认同的核心信念。这条“丝路”就是中国回应文化需求全球化的答案，是开拓人类的精神疆土。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当成为连结这条“丝路”的一个个“驿站”。
&bsp;&bsp;&bsp;&bsp;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战略性产业”，但眼下更是“战略性短缺”产业。“战略性短缺”的现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性短缺”是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反映，需要在发展中予以解决。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以及民间创业激情的迸发，对体制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引发了存量和增量领域出现联动态势，推动体制改革走向突破。
&bsp;&bsp;&bsp;&bsp;文化体制改革既着眼于盘活体制内存量，也通过开放准入而进一步实现增量发展；数字新媒体受到经济危机时期消费者替代性选择的影响，在3G拉动下出现了多业联动的发展态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和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实现联姻，展示出了一个新的“文化经济”或者“创意经济”时代的美好前景。
五、解读
&bsp;&bsp;&bsp;&bsp;文化创意产业既是“消费者服务业”，也是“生产者服务业”。“中间产品率”是一个产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个成熟的产业是与其他产业相关度较高，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密切的产业。从国际经验看，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从一个主要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产业，越来越走向主要满足生产需求的产业，成为与相干产业关联性强、融合度高、相互促进作用大的“大文化产业”。
&bsp;&bsp;&bsp;&bsp;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创意企业组织结构是合理的，如何能够在提高市场集中度同时促进竞争和有效地鼓励个人的创造精神？
&bsp;&bsp;&bsp;&bsp;文化创意产业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组织形态区域布局的变形：产业链前端的内容原创环节采取了低集中度的市场竞争模式，分散化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工作室是主体；产业链后端的制作和传播环节采取了高集中度的模式，大型企业集团是主体；由少数传媒巨头和大批中小企业以及自我就业的创意社群形成“准市场化”关系，又逐渐构建起了地域性“团快式”结构。现在所谓“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就是建立在这种特殊的市场组织形态之上，谋求在提高市场集中度和最大限度地鼓励个人的创造精神之间建立平衡。
&bsp;&bsp;&bsp;&bsp;《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年鉴》编委会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与一系列相关产业关联度越来越高，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以至于需要在做文化产业产业的统计时，不仅要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列入统计，而且应该将相关产业中与文化创意有关的组织、个人及其产值列入统计，才接近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这表现出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政策进行整合的明确取向，也成为《年鉴》编辑的新视点。
在《年鉴》的编辑进程中，我们从研究“创意”本身，逐渐延伸到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即“创意产业”、“创意资本”，又拓展到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即“创意经济”，逐渐聚焦在具有创意的人力资本，即“创意社群”。我们关注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的转变。“艺术”这个隐喻，在这里代表着对“理性”（“经济人”隐喻）这个现代性范畴的突破。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理性”范畴内物性的创新，必然转向“艺术”范畴内生命性的创新。艺术在这里，更多代表着人的精神本身。这就是“产业为载体创意为核心”问题的文化价值观本质。
&bsp;&bsp;&bsp;&bsp;由此，我们对创意经济的评价，实际上意味着，从以效用为重心的经济，转向以价值为重心的经济；从以理性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活性资本（包括知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精神与潜意识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从以机械组织和制序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有机组织和活的制序为基础的经济。
&bsp;&bsp;&bsp;&bsp;当我们的时间流、空间域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造的应当是一种新文化；是创造传统，而不仅是继承传统；是一种文化设计，是创造一种更为合理、更为健康的生存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生产的产品已经传变成文化传承的一项内容，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结晶。而且穿越产品本身的意义，成为艺术和文化的象征性要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是边界，恰恰是一种引导，是沟通向往的激发，以它所赋予的人文意义引导我们去思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映射时代的生活方式，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个性，同时也反映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地位以及自我价值，最为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创意产品的史诗般的历史意义，一种把产品转换成带有了不起的象征价值的梦幻之旅。
&bsp;&bsp;&bsp;&bsp;我们将创意经济与创意生态思想融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年鉴》编务实践，形成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发展的模式语言和评价准则，以及开展协作的衡量指标。
六、界定
&bsp;&bsp;&bsp;&bsp;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指的是，将一城市特有的文化符号和资源禀赋以最集中的方式集聚在某一地理区位内；是一系列与文化创意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是一个在都市中具备完善组织、明确标示、供综合使用的地区；是一具有鲜明文化形象并对外界产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园区内形成了一个集生产、传播、消费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让艺术与社区发展更紧密结合。
&bsp;&bsp;&bsp;&bsp;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的呈现，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是创意，而创意灵感的获得往往来自于与其他同行相互接触的刺激，在众多的活动中特别是多样化文化聚会地点的出现，通常能充分提供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以获取灵感。因此，集聚地点的设置通常被考虑到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策略中。
&bsp; &bsp;文化创意产业园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之中，而这些印象的形成取决于文化创意园区的活动、风格、形象。成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是革新和创意的地方，在设计和欣赏方面经常是超时代的，并且这些超时代理念被带入园区的建筑设计、内部装饰、城市空间的纪念碑性等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刺激新的理念，成为新产品和新机会能得以开拓、努力尝试的地方。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必须具有园区身份和象征意义，具有历史和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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