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前后任实管处长们的困惑
周处长是一所2大学（A大学）实验室管理处的处长，同时为了管理方便还兼任教务处副处长一职，0年前上任了这个难做的处长并做完他职业生涯最后的0年任期。周处长面临的一个困境是0万元一平方（市中心房价）的实验室大量闲置，实验资金的重复投入和铁将军把门使得学生并不能有效使用这些实验室。与此同时，他还要面对教育部、财政部、国税总局、科技部、国际专业认证、本科审核评估、本科合格评估等一系列需要动态数据单的数据项且完全不同要求的任务。周处长知道，每次学校大规模动员来填报的数据与事实数据相差甚远，然而上级部门和专业认证机构并不愚蠢，所以要想填报和搞平即使有假的数据也并不容易。最让周处长为难的是，由于实验室的使用信息不对称，当教务处将4000门具有实验内容的课程给到学院时，需要5个二级学院每个学院4名工作人员连续工作2周才能将实验课排好，这就带来了问题：
第一，理实一体课中，学校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源由于学院已经排了实验而已将教室释放出来了；第二，教务处检查教务质量时，永远找不到实际的实验上课地址，除非找学院的教学秘书，而教学秘书遇到教学事故时总是为本院教师打马虎眼；第三，学校永远不知道实验室教师的工作量，到底是按照小班上实验课，严格按照实验项目和实验卡片内容精细化培养，还是大班放羊；第四，按照培养目标，实验课应该在理论课前优先选择排课时间，然而由于技术上不允许，事实上实验课总是在最垃圾的时间上课；第五，按照目前的排课模式，能保证课程与教师、实验室不冲突已非易事，而哪些是重修的、选课的学科是否冲突则不清楚。
周处长用了0年时间，逐步完成了全校的实验室和大型仪器的智能共享，使用物联网手段，将全校的600间教学实验室通过门禁、摄像头、大型仪器控制器、考勤机、RFID、二维码等物联网手段实现管理和控制。为此，他按照教育部的七章基础报表亲自制作出学院間的8个考核数学模型，自动导出数据并可视化地展现出来。通过以上努力，等到周处长退休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上述5个基本问题。最让周处长得意的是，他可以将教育部、学科评估等多种评估的所有考核文件的名词挑选出来，由物联网和算法自动得出审查机构需要的数据，并且能及时追溯到每一个数据发生的物联网收集的动作现场。
当周处长退休时，连续3年的7场检查，让A大学获得了审查机构的一致好评，A大学没有再出现“迎评难题”。周处长退休了，可是周处长还有几个遗憾：
第一，无论作为教务处副处长还是实管处处长，周处长知道除了检查和强制，他0年的工作根本没有集中到本应集中精力的学生和教师的本体，数据是得到了，0年间实验室使用率也由85%上升到45%，然而向教育部上报的时候还不得已“处理一下数据”，处理的原因在于事实上如何激励学院和学生进入实验室，转变以管理为中心到以教学为中心，精力不济；第二，全校5个学院学科类似度不高，因此实验室的使用率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周处长之所以能够用物联网强制手段收集出来数据并使用教学经费的分配权进行激励，完全是基于全校都知道他公正无私的共识和他对于各个专业较为熟悉。即使这样，他还要应付很多教师由于评价不高而迁怒于物联网设备的情况。
上述实际案例，代表了本科实践教学普遍的困惑，周处长算是在000所大学中少有的能将这件事推动下去取得成效并坚持下来的处长，然而他退休以后这件事是否还能坚持，他并不能确定。事实上，全国有200多所高校逐渐上线这样的系统，上线后全部使用的基本不到20%，下线率却达到40%。处长们遇到的难题有两个：
第一，信息不对称。教育部希望通过填报系统得到各所学校的实验室数据；各个评估希望得到综合评价指标所需要的细节指标，为了使指标准确，在信息不对称方面花费巨大：检查、填报、评估、物联网、专家，然而每增加一种措施，信息干扰和失真的可能性就更大。全国000所本科院校向教育部上报的实验室使用率不会低于85%，而如果用物联网手段去检测不会高于5%，即使使用了物联网手段，系统上线一段时间后，基层单位由于比上级单位更加了解实际情况，总有办法将使用率调高。再加上各学科专业性不同，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啼笑皆非的情况。例如，一所学院某个实验室使用率奇高，原因在于该学院发现每天早操的时候让学生用实验考勤机刷卡可以大幅度提高实验室使用率。
第二，激励不相容。处长们总希望用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来获取真实的学院和学生实际资源使用的数据，然而学院随着评估力度越来越大，就更加倾向于不上报或者上传真实的个体信息。有了物联网数据后，虽然造假的难度提高，但干扰因素也随之增加了。系统上线过程历时漫长，各个处室和学院以种种借口拒绝共享数据和使系统无法运行的冲动造成IT开发和实践举步维艰。
207年，周处长退休，学校由于获得双一流学科和7个A类学科而将精力重点放在双一流建设上，新上任的王处长主管这件事。与周处长的经验丰富和德高望重相比，王处长只有38岁，学科是计算机，也非著名教授，他面临着另外的难题：
第一，由于国家逐步重视实践环节和教学，王处长做了一番调研，发现学校实验课不仅在资源的优先级上让位于理论课，而且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近30年来，学校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实验课不及格、重修、补考，实验教师甚至从来没有得到过各种教学奖励，实验教师流失严重。第二，由于大学生创新和跨学科培养成为趋势，学校的创新学院落在工程训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牵头创新指导发现，系统根本无法支撑全校的轮转排课、教学引导和学生判冲。王处长接到学校要转型为全选课模式，势必需要各个学院甚至实验室、工位，实现资源的开放利用。第三，王处长只是一个副处长，按照前任的资源共享的智能实验室去分配资源和激烈考核，各个学院并不买账。第四，目前，各个学院更多使用的资源是虚拟计算资源，这些资源往往以软件、虚拟机、数据库、计算节点存在，原先的以实验室门禁和大型仪器刷卡为核心的管控方式并不能得到学院用户的真实信息，尤其是对于经济管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外语学院等学院。
技术的可能之道
王处长困惑的时候，发现正在泡沫期的区块链技术，也许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思路。虽然区块链技术已有泡沫，但作为计算机专业的，王处长还是知道有价值的东西随着泡沫期的结束会按照盖洛普技术炒作曲线有一个稳定的成长期。与其他新技术一样，王处长发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电商、电信、软件服务业等行业已经有很好的研究和案例，教育界却鲜有人提起，不是教育界不需要新技术，而是教育界的专业性太强、门槛太高，新技术总是姗姗来迟。王处长在计算机学院的帮助下，继承了周处长的系统资源，进行了如下的设计：
第一，在网络架构上做出调整，由原来的信息集中模式改成分布模式，在每一个学院的服务器、物联网服务器、前置机、物联网网关和虚拟机里，增加了哈希函数、非对称算法、链式结构等验证性和安全性的設置，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大家的信任感。
第二，去除由学校统一数据库计算各个学院实验室使用率的中心模式，用学院间和实验室间的P2P网络形成无中心化的传播机制和验证机制。
第三，建立学院主体和实验室主体甚至学生主体间的共识机制和技术手段，将成熟的算法嵌入计算节点。
第四，按照学校的总资产额换算成每年的租金，再将租金中能够开发给全校跨院使用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换算成时间货币，按照类似比特币的发行方式，发行部分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发行量按照学校能够释放的资源自动计算。实验室管理处从管理部门，转变成具有部类似分央行职能的部门。
第五，通过试点学院的脚本代码、算法机制、职能合约，建立起实验室资源的学院间和实验室间的交换体系。
第六，鼓励各个学院按照自己的需求，个性化地提出自己的应用需求和软件，在上述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获取学院和学生的挖矿权限。
上述方法表明，王处长在系统软件和使用习惯方面并没有推翻周处长的基础，只不过在分配机制上去掉了中心节点，现在看来自己威信不高反而是好事。原来分配蛋糕无论如何公平，总是有人不满意，现在采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分蛋糕的人之间分蛋糕和选蛋糕机制错位，矛盾的焦点没有集中到实验室管理处，而实验室管理处用释放资源数字货币统一的模式进行分配也比较公平。另外，通过实验室管理处与各个学院集中于教学为中心的资源讨论和共识形成，反而将实验室管理处的工作中心由资源分配转向了教育。区块链技术下的教育价值
王处长在研究了最近区块链的案例和趋势后，用比较冷静的技术思维来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并对区块链所造成的可能风险进行防范，且没有完全照搬区块链的全部内容，而是新系统完全兼容老系统，以防止区块链所带来的隐性成本和事实上中心化趋势。王处长要解决的也是学院和学校间、学生和教师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通过让学生选课、预约来挖矿获取行为学分，通过学习者被动学习变成主动挖矿；以结构为中心计划、布局、规划、专业、经费、招生、大纲、评价；实验室管理处和教务处从原来的资源分配者变成“央行”，解决了“切蛋糕”问题，同时这个标准的确立，实现了对自身处室员工和继任者们资源管理者变成效益寻租者的倾向，使用看不见的手（不动点）左右交易价值，节省成本和减少道德成本。
在管理模型和机制由集权制发展成为分布以及从管理职能转向教学支持职能后，最应该考虑的是教育和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王处长做了初步的设想：
学校的价值在于输入品牌和无形资产以及附带的由资产延伸出来的服务价值，如果不考虑科研因素，学校输出的是学生，学校的价值是学生的增值。当然，面对未来十年到三十年的增值区间，学校的策略也许不同，但是如果今后的管理由于技术发达而逐渐扁平后，学校应该集中自己的核心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计算在于资源的服务化、数字化和聚集学生增值的数字资产化。教育比起其他行业是慢一些、保守和严肃一些，但是技术和趋势一定的情况下，学校要早做准备。
学生的价值在于面对未来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通过学校的资源、活动、评价进行增值，学生价值可以通过对学生实体校园和虚拟资源的活动、资源过程的遍历、评价的结果进行全过程的考核，那么学生用自己的活动在学分银行“挖矿”获得自己的行为货币就成为可能。
实验室管理员和二级学院用教育资源的标定价值和信息开放大道最大的共享来获取或者交换资源实现考评，在激励措施方面需要更多的探讨，通过这种探讨更加明确基层教育的价值。
学校捐助人和投资人，通过实体的教育资源换取品牌和及时评价，通过更加贴近教育的品牌植入性的学习过程获取品牌和更加清楚的投入和产出，并且这种投入和产出可以通过应用层个性化的定制反映出来；学校的用人单位不仅关注到学生现在的价值，还会通过透明和安全的过程信息得到未来的价值和学生的潜质。
文章来源于：中国信息技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