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英语产生于国际英语对中华文明和华夏社会的描述，也源于中国人用英语来描述自己与世界，它是国际英语的拓展与延伸。中国英语以标准英语为基础，但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层面上具有自身的特点。通过从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探讨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进而说明中国英语是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中国英语;文化;思维；语篇
作为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总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语言的接触，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异，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的迅速国际化必然引起其广泛的本土化。“英语族”(Elshs)这一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当今英语的变化。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不再被认为是仅有的两种标准英语，而只是在两个国家所使用的两种英语变体。
文化的实质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4语言总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像镜子一样，始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中逐渐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际工具——中国英语。潘章仙指出，关注中国英语研究的学者都强调应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各层次来描写中国英语的特点，以求展示中国英语的全貌。［2］27中国英语语篇层面的研究是中国英语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40
一、中国英语研究述评
首先提出“中国英语”概念的是葛传椝先生。他在980年从翻译的角度指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但是他所说的“中国英语”仅局限于词汇的层次如“四书”(FurBs)、“八股文”(Eht-ldssy)、“翰林院”(H-lyu)、“双百方针”(Thudrdpls)等。［4］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着英语在中国的变体。近20来年，对中国英语是否客观存在这个问题，不同的专家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但大多数人对中国英语现象持肯定乐观态度。汪榕培教授［5］指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语言；王宗炎教授［6］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存在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交际，而不是单方面的学习。改革开放是双向道，既要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更要传播中国的文化；李文中［7］论述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别，并且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谢之君［8］等却认为中国人使用英语时，汉语的特征总会或多或少地带到英语中去……他们的研究将“中国英语”的界定从词汇延伸到语篇的层次。根据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型国别体变体，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特有的事物，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干扰，使用的英语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语篇和交际模式。
对于李文中关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定义，笔者认为有值得推敲之处。如果说中国英语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就没有所谓的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说中国式英语是不合规范的英语或不合英语习惯的畸形英语，那么,lts、pprtr这些已被人们接受的表达符合英语习惯吗？他们是属于中国英语还是中国式英语呢?谢之君在995年的文章中说，“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存在中式干扰，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8］64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交际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中国英语也是如此。因此，中国人过去的中式英语，有的已经成为现在的中国英语，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今天的中式英语可能成为明天的中国英语。
二、中国英语语篇特点的研究现状
一种语言的语篇和话语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英语变体之间及各变体与英语原型之间在语篇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展开的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对英语语篇本身的研究不全面，难以找到类似的语法、语音那样的规律性结论，但是更重要的是英语语篇研究的现状只不过是反映了语篇研究本身的困难性。语篇是社会文化环境的集中反映，而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Brdbury曾说“文化这一词汇一直是多种忧虑的寄身之地……围绕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辩。因此迄今为止只看到PStrvs提出在变体研究中应当包括话语规则，BBKhru提出研究语篇内部联系，和有关某些英语变体文学文体特点的不同深度的探索”。［9］2看来这正是一个基本上未开拓的研究领域。
语言学家对语篇(txt)或话语(dsurs)的了解目前还很有限，从德国语言学家HrldWrh提出“篇章语言学”(Txtlusts)的概念和美国语言学家ZllHrrs952年首次使用“话语分析”(dsurslyss)一词，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出现更晚一些。MCrthy认为话语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初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因此，人们对语篇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句子层面以下语言单位的了解，所以谈论语篇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0］28
三、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bldt）认为，语言不仅有表意能力，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世界观。［］2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总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英国语言学家帕默也指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完全地承载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语言的表达形式都带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烙印。
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和表达的。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民族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对各民族来说，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思维是统一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认识相同的事物。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与其他民族特有的对现实的认识、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类的思维主要是抽象思维，它是以语言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的。现实是思维的基础，也是思维所反映的对象，而语言则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语言则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思维还支配着语言。就某一民族来说，千万年来世世代代将其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模式，这就是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特点及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东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渊源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主源有三：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现代工业主义……中国文化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祖宗那儿承传下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一脉相传到如今”。［2］50中国深受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的影响。英国的哲学背景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
中国的儒家哲学以“礼”为先，“礼”是礼仪、道德、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中国文化强调团体，在语言上就体现了以“”为核心的语言特点，西方强调个体，在语言上也就体现了以“I”为核心的语言特点。比较下面两则中美领导人在两所知名大学的讲话。
Hrvrdsrldfussttutfhhrlr,ttrtthbstdsdbrthuprtftrrt…Itsyrtplsurtstdyurrstrudhvthsf-t-fxhthyu(RrsfChsPrrWJbtHrvrdUvrsty)
2Ilsththstudtshrfrthspprtutyttthyu,ttllttlbtbutyutrydsrsfyurqusts…
MyfLurdIhvtduhtrsll,tYldththrtthUvrstyfTxsWrprudfurduhtrustlIsuryurprtsrprudfyu(RrsbyPrsdtBushtTshuUvrsty)
第一则是温家宝总理2003年2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总理在演讲开始盛赞了哈佛大学的辉煌成就及历史，以一种交流的姿态和听者进行沟通，体现出了中国人以团体为中心、以“礼”为先的价值观；第二则是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讲话中布什也通过对自己女儿的描述和对自己女儿的自豪表达了对清华学子的称赞，体现了西方人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
连淑能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整体思考和直觉体悟，重直观内省与内心体验，往往通过直觉来感悟和认识世界的本质。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实证，擅长探索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与英民族的直线式思维、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同，汉民族注重曲线式、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
语篇层面的中国英语表现为受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殊语篇模式。国内有许多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在使用英语时用英语来思维。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语篇层面的中国英语应该是语言选择顺应语言使用者思维模式以及顺应汉语文化的产物。在这里笔者就其中的归纳型与演绎型差异举例说明语篇层面的中国英语是怎样产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总体上是归纳型的，而英美人是演绎型思维。因此，英美人说话、写文章喜欢开门见山，直扑主题，而中国人则喜欢先有所铺垫，然后再触及要点。例如，一位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和北美商人谈判时说：“BusstfurprdutsdCh,duh,t’strllyrththvrtllrtthru-upt997,dsIthrtutfuttttTVdvrtstsssrybusfthxpsSIsustthtdlyurdsutlftrLstsds”［3］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陈述完种种原因后才说出其主题，那就是“推迟做出决定”，这是典型的顺应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英语。
下面是一名中国营养学教授访问美国时与美国专家谈话录音：
Ar:HdsthNutrtlIsttutddhttpststudy?Hdyuddhttptdrsrh?
Chs:Bus,N,Prdtsh!Itsdffrtfrpstt!Ipst,Ipstt,phszhtslvprtlprblsNutrtusthtslvsdfydsssIurutry,hvsutrtldsss,suhs,X,Y,ZButtsprttthtustdsbsrsrhS,ustttutfudtlprblsWusttrturrsrhtstudysfudtlrsrh［4］393
中国营养学教授也是在陈述完原因后才说出主题。这体现出中国英语这种原因/条件等放在句首而主题句放在句尾的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皆备与我”，采用主体思维方式，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常用人作为句子的主语。［］43而西方传统思维把人与自然作为主客体分开，强调“物为我主”，把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事物进行研究，常以物或抽象的概念作为句子的主语。试比较下面的句子：
（）Itslyblvdthtthp-drplyydrdthhr
bItsssryfrusthvsxrsvrydy
（2)Mstpplththp-drplyydrdthhr
bWustdsxrsvrydy
（）、（2）两组例句中,而句是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用抽象感念“t”为主语来进行表述，而b都是符合语法要求的中国英语，只不过b句分别是以“Mstppl”和“W”作为内容表述的主体，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彭宣维对英语的形式化结构t＋b进行主位分析，英语的这一形式化结构不仅为英语所有，在法语和和德语等其他欧洲语言中也有类似结构。他指出t＋b这一形式化结构与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有很大关系。“欧洲文化中的演说传统、逻辑思辨传统和启蒙很早的数学研究传统，对欧洲学者的思辨能力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够在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有关论著和语篇中找到类似结构。［5］43“这与汉人的主题思维甚有关系，汉人的思维习惯重‘事在人为’”。［6］84
GuK&ZhH对?ChDly?从98年创刊到999年的新闻文体进行了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尽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Fulbrht教授RbrtDr-d认为英语国家的报纸很多时候并不遵循倒金字塔结构(vrtdpyrdstyl)，但是我们发现?ChDly?对这种极其传统而有效的结构的使用率在所分析的22篇报道中高达629%。当然，由于受中文新闻写作习惯的影响，金字塔结构以及倒金字塔结构和金字塔结构的混合结构也分别占到229%和42%。同时，两位研究者发现,使用倒金字塔结构的新闻报道，英美报纸的习惯是开头要使用suryld，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ChDly?却经常使用quttld和-ftld”。［0］29由此看来，权威的?ChDly?真正体现了“中国英语”在书面语篇上的特点。贾德霖从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序列上的差异出发探讨了中国英语的语序特色，并论证了它的可接受性。［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英语的语篇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是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英语语言形式的结合，是对英语的丰富和发展。谢之君在对杨宪益夫妇和H•H,JhMfrd两种《红楼梦》译本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杨译不少地方有中国英语的特点，如句式较短、关系词少等。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杨先生汉语文化知识渊博，英文功底深厚，译文不少妙笔，更忠实地反映了原文。这同时说明中国英语应用得当，在表达中国特有事物中是有独特作用的。［8］67潘章仙通过对中国双语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韩素音、哈金等创作的“接触文学”作品的分析，印证了中国英语在语篇层面上的特色。她是通过对这些双语作品在语篇策略，如言语行为、称呼、咒语等方面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作者还发现在使用英语进行双向交流和创作的过程中，一种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不会被交际语所同化。［8］233
五、结语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中国英语的出现意味一个正融入国际文化的现代社会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有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对世界、对中国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对外宣传当中，中国英语能较准确、较流畅地表达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进而能有效地弘扬中国悠久的思想和文化。虽然目前中国英语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它已呈现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我们有责任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进中国英语的发展，而不应过于挑剔，更不该盲目否认。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将同它的文化本身一样得到认同。
参考文献：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0-48
［2］潘章仙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语研究,2002(6):24-27
［3］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7-4
［4］葛传椝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982(2)：3-4
［5］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99():-8
［6］王宗炎RtdvlptsChsulturdlu［J］外国语,997(2):-4
［7］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993(4):8-24
［8］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现代外语,995(4):63-68
［9］孙骊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与英语在中国［J］外国语,989(2):7-23
［0］姜亚军,杜瑞清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对“‘中国英语’质疑”一文的回应［J］外语教学,2003():27-35
［］洪堡特,威廉•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97
［2］周方珠论翻译与文化［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49-53
［3］SCOLLONR,SCOLLONSWItrulturlut:Adsurspprh［M］B:FrLusThdRsrhPrss,200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2dd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彭宣维英汉语篇综合对比［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993
［7］贾德霖思维模式与线性序列——汉式英语语序特色［J］外国语，995(5):2-6
［8］PAN,ZHANGXIANLustdulturldttsChsvrtsfElsh［M］B:PUvrstyPrss,2005
本 文由第 一 公文 网 收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