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于城市化问题研究报告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们分别构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其中农村劳动力向小城市或县城转移，是大多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途径。通过对中国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解读“灰色区域”理论以及农
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探索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渐进城市化路径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灰色区域；半城市化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
当前，“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桥梁则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在所有农村劳动力中有/3是剩余劳动力。这样，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能促使传统“温饱型”农业向“盈利型”农业转变。国内外许多理论分析都基本看好“城市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通过发展城市现代工业，通过现代工业形成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来完成。
二、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等模型为例不适合中国劳动力流动转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减少的过程，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到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目前比较经典的研究模型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由于我国自身特有的实际情况，使这几个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下面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为例进行解释。
阿瑟&8226;刘易斯曾通过“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刘易斯认为，在农业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存量过大，以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因而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者。而这种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既是传统部门生活水平低下，发展受阻的根源，又是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的源泉。因而，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进而地域转移，不仅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样也就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刘易斯的分析模型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即农业中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新工业的建立或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会出现短缺。其次，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竞争使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仅能得到满足最低的、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而在工业部门中也只能得到比农业部门中略高一点的收入，这使得工业的利润得到有效的保证。最后，工业部门将生产剩余继续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形成性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自给的农业部门转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一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这种直接的城市化只能作为一种“城市幻觉”。发展中国家最初的工业体系一般都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建立的一种以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而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这样，推进城市化就不可避免的加重城市负担（不仅在就业方面，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可出现）。比如，对我国的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职能吸纳6000人就业2。由于当时的“反城市化”倾向，我国的城市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后遗症”。虽然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以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更多地转向了市场主导，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部分的缓解了城市压力，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众多”也使这种状况无法根本解决，特别是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存在是直接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魅力丧失许多。这种状况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非常突出。对此，刘易斯的态度是：“制止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失业的方法是很难找到的，对付失业通常的方法是提供工作，但它不能解决这一情况下所出现的失业问题；相反，它只不过加重了困难而已。因而，提供工作越多，进城的人也越多。”这也在实际上表明刘易斯的“城市幻觉”和“城市崇拜”的破灭。一味地通过直接的城市化不但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反而加重城市负担。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的现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即城市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阶段
。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二元化转移”时期。
第三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模式非固定阶段。
通过下面分析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我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模式，可以清楚的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通过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实践表明，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追求大城市化出现的困难。然而，中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有限，特别是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的乏力及其向大中城市的转移，使我们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路径时，又不能不考虑大城市的作用，而且又不能走传统的大城市化道路。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国民经济，随着城市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口城市化也开始进行。城市数量的增加也带动着人口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入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业造成了城镇公用设施的过分紧张及城镇居民食品及其它物资供给的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开始用行政手段对农民向城市部门的转移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对城市数量进行了调整与压缩。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实施，农村人口的转移基本上受到了限制。
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乃至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日益显现。同时，由于户籍管制一定程度上的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而这一阶段，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城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这个时期农业剩余劳动是以二元化的转移为主的。与国家“限制大中城市发展”相对应，这个时期的城市化模式主要的是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2。
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减员增效”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又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需求不足，使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几近低迷，大中城市就业压力增强，因而，在城市化上，仍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增长方式主要是外延式的增长，随着要素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出增长率将逐渐下降，而且，要素投入组合中资本-劳动比的逐步提高，也减弱了乡镇企业的就业效应。再加上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和乡镇企业本身的缺陷（如，产权不清晰、远离市场等），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用也在下降。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实力较强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因而，小城镇的发展也开始缺乏工业的支撑，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也开始下降。
从上面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阶段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有限的土地生产率与近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供给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多种形式，如季节性循环转移，男性离开家庭的长期迁移，整个家庭的迁移，永久性城市定居等。本文中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基本上就可以看成是城市化的过程。
四、“灰色区域”理论及渐进城市化发展
在研究各国城市发展的时候，学者们注意到了“城市外圈”、“发展走廊”等一些特殊的城乡空间区域。这些区域是由于大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到离城市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以外而形成的区域，或是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在大城市之间沿铁路或高速公路形成的狭长的特殊地带。这些区域内一般呈现出城乡混杂的局面，即从景观上看，它们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他们处于传统的农村地区，却又具有很强的城市区域活动的特点。这些区域的这些“不清不白”的特点，使许多学者都称之为“灰色区域”，并据此建立了从城乡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的新的城市化理论。
最早进行这方面理论研究的曾用“tdss”一词来表示这种特殊区域的发展引起的城市化进程。在对亚洲国家的考察中提出了“灰色区域ι”、“灰色区域ιι”和“灰色区域ιιι”三种类型，并分别从邻近大城市的农村地区人口非农化转移、两个获两个以上的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特别是由于现代交通的联结作用）以及次级城市中心人口高密度聚集的角度进行了分别阐释。认为，不管是那一种形式的“灰色区域”，其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都是农业与非农业通过城乡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动态适应而使投资与劳动力在邻近大都市的农业生态区域内实行合理配置。从它们的发育过程来看，其初期阶段以单一的大城市向周围地区扩张为主；然后出现大城市间的互动扩张；最后是大都市区形成后的整体扩张5。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渐进的城市化，或者不如说是渐进的大城市化（因为大城市的发展在该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灰色区域”的发展及其规范化，也更容易被纳入城市体系之中）。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灰色区域”的形成也是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首先，规模过大的中心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及积聚经济消耗殆尽的现象。如，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地价不断上涨，因而，一些企业就会转向城市近郊。在城市近郊，由于生活成本相对较城市中心低，使这些外移的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可能相对较低。其次，与规模经济相联系，当城市依靠各类服务业的建立而从“自然垄断”中获取盈利的源泉逐渐减少时（因为服务设施达到了饱和状态），城市开始转向卫星城或近郊的城市基础建设而获得“空间自然垄断”利益等。
从农村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靠近城市，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城市工业外移等原因，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但由于工业和其它城市功能外移等原因，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各种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等，由于工业和第三产业在“灰色区域”中的发展，这些地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增强。而农村外移的剩余劳动力从其转移的成本和收益角度考虑也会更愿意留在“灰色区域”之中。
因而，大城市的积聚效应使许多工业企业和现代的第三产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出现，城市文明和积聚效应便向大城市的外围转移（这也是许多远离大城市的乡镇企业转移的一个原因之一）。随着“灰色区域”的管理和规划规范化，这些区域会很快的溶入大城市。这样，多个城市之间的“灰色区域”发展也就更容易形成辐射范围广的大城市区。在这样的大城市区的形成过程中，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转移。当然，这样的大城市区的形成过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就被称为渐进城市化路径。
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渐进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模式中强调，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的辐射，进而促进整个地区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区域之间在根据资源优势形成相互补充的协作体系，构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理论体系中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发展小城镇进而中国城市化中“棋子”的作用。但问题是理论体系中没有更多地对中心城市的发展做出论述，因而往往会使人不够重视中心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就乡镇企业而言，在我国沿海一带特别是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确实对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其它地区，作用也确实有限，乡镇企业的转型和转移正在使小城镇的发展受到挑战。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小城镇在城市化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但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群的作用更要引起重视。事实上，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中，“灰色区域”理论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运行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外移，特别是城市工业企业的外迁过程中，许多地区都意识到“遍地开花式的工业布局，不符合城乡发展的长远利益”，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区的城市外围工业布局已纳入规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外围“灰色区域”的城市转变。以北京为例，随着工业外移，郊区的工业比重、就业人数等城市化指标明显上升。
而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城市圈中，由于大城市的相向扩张，和当地相对成熟的乡镇企业的作用，使得“灰色区域”的城市化倾向愈加明显。这里有两个指标：第一，各城市的发展中，外移工业区与城市相连，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第二，交通带动的“发展走廊”中，非城市化区域不断缩小，郊区工业化城市化现象不断发生，形成工业城市化地带，同时发生城市团聚现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也可以作为这里的例证。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外资的大量引入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迅速实现功能外移，才使得后来的外资更多地投向大城市之间和城市外围的“灰色区域”。这一地区“灰色区域”迅速城市化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第一，城市规模的扩大引起工业外移和后来的投资投向“灰色区域”。第二，“灰色区域”中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这一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也更快地推动这一特殊区域的城市化。
这样，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政策含义也就很明显。我国城市化肩负着转移农村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任务，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要重视“灰色区域”的作用，并通过大城市及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政府对灰色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最终实现城市化。而传统发展的小城镇，也只有在大城市圈的辐射和功能转移中才能发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但是，“灰色区域”的发展也不能仅靠自发进行，虽然政府进行引导和治理，这一地区就出现“半城市化的”现象等，这样长久下去还不利于该地区的发展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从计划体制下分离和引入市场的脱离嵌入大转变，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市场处于长时间的脱离嵌入状态，没有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系统实现很好的衔接，从而带来许多社会整合问题。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即使在市场层面，他们也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人口进城，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半城市化
当然，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从整合理论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一种社会融合，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也就是说，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由此观之，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
与城市化相比，半城市化的关键就在半上，形象地看，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在于，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是，问题在于，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面将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按博兰尼的整合理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体现在体制、社会生活行动和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的不整合。
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力转移渠道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直辖市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关键还是在农村。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户籍制度的影响，加强完善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民进镇、进城的门槛；要牢牢抓住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在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导的前提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发展中小城镇建设作为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集镇，这也是国际、国内经济发达国家、地区的普遍经验。同时要加强中心城市的吸纳功能。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会在就业、入学、交通等方面给城市带来压力,增加城市基本建设投资。
二是加强劳动力转移环境的改善，建立农村劳动力状态监测体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城市的功能而言,城市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政府不仅要为城市人负责，也要为农村人口负责。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农民进城务工是全民享受城市先进设施的进步表现。
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失业登记制度，我市农村劳动力也应建立监测体系，以更好地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指导，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托自然优势向多种经营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解决好城镇资源短缺问题，开拓就业市场，否则，大量民工进入大城市，就会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新问题，形成“城市病。”针对就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存在盲目性的不足。首先，从政府的服务意识上，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机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消除就业壁垒,疏通各种就业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本。同时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职业介绍、就业信息、必要的社会保障条件等。要创造一种优良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模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达到脱贫致富、稳定社会目的。其次，要进一步强化转变农村劳动力就业观念、转变劳动力管理部门的就业观念,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农业内部充分就业。通过科技、资金、市场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开发，挖掘就业潜力。要进一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拓展就业领域，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增大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
上述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无不取决于宏观要素配置的改善。总的要求是适当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寻求更多出路，以便在经济全局的发展中，有效而快速地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最大的难题，从而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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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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