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我们（九三学社）历史上先后有5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7位科学家曾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受访时的这段话，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在代表委员通道亮相的潘建伟院士，也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这位量子卫星“墨子号”首席科学家，被《自然》杂志评选为207年度十大科学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技术的领导者。”
我们拥有规模庞大的科技队伍，人才梯度也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中生代科学家卢柯、邓中翰，分别在38岁和40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生代科学家刘明侦，26岁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产生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的重要基础”。
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感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如今，可告慰先生的是，我国培养出的本土科学家并不鲜见。比如曹雪涛，中国工程院院士，28岁即被破格晋升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没有国外学习经历，是纯正的“中国造”。
每位科学家身上都清晰刻着时代痕迹。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我们的中、新生代科学家更有“个性”，这从他们的人生选择即可见一斑。以颜宁为例，曾是海归，后又“归海”——从清华大学跳槽到普林斯顿，担任终身教授。她反感人们称她“女科学家”，有人询问她的私生活被她斥为“关你毛事”。选择到普林斯顿执教被过度阐释，颜宁在辟谣同时坦言：“改革开放以来，有大批的留学生出国，是做学生，现在终于看到了一批人被请回去，而且是到了顶尖的学校做先生。这是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
诚如斯言。中国科学家被国外名校挖走，可视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新时代的一个标志”。科学家来去自由，择我所爱、爱我所择，不也折射出当今中国的开放与自信？
中、新生代科学家大都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身处中国有史以来最富庶的时代，他们得以接受最完整的优质教育，而中国的自信与开放也在塑造他们的气质。无论负笈海外还是求学国内，他们都有开阔的视野，都流动着从容而朗润的清新气韵。
同时，无论老一代科学家还是中、新生代科学家，都涌动着炽烈的报国情怀。从钱学森“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到黄大年“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从施一公“我回国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到邓中翰“‘爱国就是无论人在哪里，国家在心里”……这些科学家用行動诠释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整整40年前，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激情满怀地发言《科学的春天》，至今读来仍能感受百废待兴的时代呼唤。而现在，春风正劲，春光正好，这也是科学家的春天。且以更饱满的热情拥抱这个春意盎然的新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