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茜
余秀华努力地吐出诗句时，身体总是因为费力而摇晃，头也不自觉地随着一字字昂向天上，口齿是不清楚的，所以听的人也要一起努力。可是，每当别人用更为优雅流畅的声线读她的诗，听到，反倒很难被打动。以至于现在读她的散文，面对白纸黑字，心里也还是会想着她特有的语调，那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读懂她的语调。
余秀华出了散文集《无端欢喜》。新书发布会那天，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碎花连衣裙，深V领。当晚，她发了个朋友圈：“一个女人为了检验自己的书好不好，穿了低胸装开发布会，如果人们只看人，就说明书不好。结果没有人看人，她很苦恼，觉得书其实不太重要。”
这当然只是调侃。可是，书重要还是人重要？在余秀华这儿，又的确是个问题。她的作品与她的残疾，与她农妇的身份，总像个三明治，紧紧地夹在一起被人一并吞下。
采访那天，她换了一条火红的雪纺连衣裙，让人想起她写一次出门前的准备：“一条红裙子，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们揉进包里，也把一份倦意揉进去。”这三年，这样收拾行李出发，以诗人的身份辗转各个城市，大约已经是生活的常态，日子很大部分被消耗在路上。她写：“命运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终于短暂地把我从横店的泥巴里拔了出来，像报复一样补偿给我曾经梦想的境遇和状态。”因为身体的局限，她从不带行李箱出门，也就没有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精心码放的可能，不然遇到长长的楼梯，没法上下。所以，眼前这条红裙，大概也就是被那么揉进包里带到北京的。
成名能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万千，但可见还是有限。
一直以来常有人问她这个问题，成名之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她无从回答。对她来说，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参加的那些活动、节目怎么能叫生活？这些无需警惕的美意，也不是能让她欣喜若狂的理由。
也总有人问，一年到过许多地方，想法和写作会有什么改变？对她来说，那些走马观花似的聚散并不能深入内心，而诗歌的本质是向内走的，只有外界的改变引起了内心的变化，诗歌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写，提都不会提”
能深入余秀华内心的大事，这两年还是有几件的：离婚、妈妈去世、家乡横店的新农村建设。她把前两件事概括成悲喜交加，喜的自然是离婚。导演范俭拍摄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叙述的主线就是她离婚的事儿。从她对婚姻的无法忍受到终于用5万块钱把婚离了，前前后后完完整整地暴露在荧幕上。就像她自己写的那样，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但是命运的运转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
之后一波波采访，她一次次地对媒体说起离婚带来的幸福感。于是，有人说她有名气就离婚，忘恩负义，有人说她一个残疾人还离婚，自不量力。离婚一周年的时候，她写道：“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
妈妈也是反对她离婚的。那时候，母亲已经被医院诊断出癌症，怕女儿老了以后没人照顾的遥远担忧一下子就跳到了眼前。可余秀华不那么想，她说：“结婚就是结婚，你让别人照顾你，凭什么照顾你？说不定哪天瘫在床上，还要老子照顾他呢。我对婚姻没有信任。”
老人很快就走了。她写：“她的死是一个洞，开始的时候如同爸爸的烟头烫在裤脚上的一个洞，看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洞越来越大。”“这个洞无法缝补，也没有填充物，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看一次疼一次。因为看的时候一定是当初烟头烫上去的悔恨、责怪和怀念。有时候我感觉飞机在这个窟窿里飞，火车在这个窟窿里开，人们对我的赞美和诋毁也都在这个窟窿里。但是它们合起来也如同一颗灰尘在这个窟窿里飘着。”
余秀华写妈妈的诗和散文不多，反倒还是写爱情多一点。她对我说：“不想写亲情，特别是死去的至亲的人，你写不了，难受。会想，想起来很难过，但是不会写。写了一般也不发，这些东西说出来，对自己没有保护的感觉。爱情瞎写胡写，你能把我怎么样？”
她的情诗、情书，写见到一个人的紧张，对一个人的渴望，对象一个接一个。“反正你不知道我爱谁，他们老是说我花，今天给这个写，明天给那个写。有时候我觉得很惭愧，可是去你妈的惭愧。”她说，“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写，提都不会提。相反你对这个人有一点好感，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欣赏，而且知道不可能，就拼命地写，写到他问我求饶。”她大笑，然后又说：“情诗是适合任何人的。”
她在书里一本正经地写，现在觉得自己不要爱情也可以顺顺当当的生活。之前想要爱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偏执的证明。她理解的爱情是通过不同的一个人找到通往这个世界的另一条途径，而当一个人在家完成了打开世界之路的途径，爱情就不重要了。不要爱情，那什么必不可少？她对我说：“独立啊，爱情算个屁。你仔细一想，（爱情）你琢磨不透。”可是你再问她，真的不需要了吗？她又说，现在真的是这样，可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变，像她这样的敏感体质，见到好看又有文化的人，瞬间就会产生爱情。“你不要相信我的每一句话，因为它随时可能变。”
她始终不改口的，是“不能相处，我真的没有爱的能力”。爱情以外的相处，也是“点到为止，无一例外”。那些她在成名之后认识的诗人和朋友，偶尔聚一下，吃个饭，喝个酒，都是让她快乐的事，可她又不想老是和他们在一起。“会烦死的。更多的是他们烦我，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有点难缠。我就喜欢那种浅浅淡淡的交往。”她说过自己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这么多年，包括对一个人的感情，只有文字没有让她产生厌倦。对抗厌倦的方法是距离，所以在人前她总是插科打诨。那么，毫无倦意地写下的文字，那些诗歌，那些散文，可能才离她最近。
真正息息聯系在一起的人当然也有，且只有一个，是儿子。如果说婚姻对她来讲还有好处，唯一的就是儿子。“这个好处还挺大的。”她说，怀孕的时候还不觉得，可是一生下来，怕他冷了，怕他饿了，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生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怎么那么像他爸啊，我就很生气。”她说着生气，可脸部的线条却变得格外柔软起来。
似乎痛苦更容易激发写作的冲动？“是的，我觉得人都很贱。”她咬着字，昂起头，表情快要回到在公众面前时的样子，“难过的事儿对自己的影响会大一点。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是强加给你的。相反幸福是自然而然的，你不会觉得它是额外的赐予。你和儿子相处的幸福是润物细无声的。没有很陡然的幸福感，但是有很陡然的痛苦。”
“有人写了春天的诗，我才知道春天来了”
横店的新农村建设，既是生活在外部的改变，又是直抵内心的大事。余秀华把自己直愣愣地看着家乡土地变化的无力、无奈和无辜，比喻成如同看着她的母亲断气，被推进火化室，出来就是一堆灰的过程——一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彻底的失去。
她说，过去横店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300多户差不多2000人，随着微微起伏的小丘陵地形，零零散散地形成一些几户人家居住在一起或者单独居住的样貌。平常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如果在早晨，比人更热闹的是各家各户屋后竹林里的鸟雀。而新农村建设，把原来分散在几千亩的角角落落的人家全部集中在一起，搬进新房子。原來鸡犬不相闻，变成了在家里大点儿声说话，就可能被几家听见。新房的规格其实很高，质量也好，是有的人家原本积攒一辈子也买不起的。所以计划建设的时候，乡亲们是欢喜的。
这些新房的建设选址在余秀华家的周围，她家原有的20亩地就全部被征用了，一分不剩。从“地主”变成没有土地的人，有不用再辛苦干农活的暗自高兴，也有吃不到自己种的粮食的恐慌。“我，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正在失去能够称之为一个农民的根基。”
改变逐渐渗入到生活里。稻田的土被挖了，家门口的水塘被填平，从前推开门就看见的景物，家周围的柳树、桃树、野草都没有了。微信朋友圈里许多诗人朋友写出了春天的诗歌，她才知道春天来了。过年的时候，父亲因为心疼崭新的墙壁而没有在上面贴对联，吃年饭的时候也没有和从前那样点燃蜡烛和香去祭祖，年就过去了，过得很轻松，也很寡淡。
农村的生活和自然的景象，这些余秀华诗歌中原本重要的组成，会被崭新的生活一点点排挤出去吗？这个问题对农民的身份显得过于矫情，对诗人的身份却又无法回避。她说：“没有就没有了吧，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写作也不是为了写那些动物、植物，也都是辅助。”
不久前，她尝试写了一篇既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的短文，讲的是机器人最终会统治人类，还是人类在被机器人统治之前就已经自取灭亡。话题不算新鲜，但是热门。在余秀华心里，诗人和小说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前者简单、单纯，而后者“老奸巨猾”，性格不同，写作的文体也大不一样。她自己是诗人性格，所以小说写不好，也还没想明白很多东西要用什么方式去写。
写诗也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他们给我很多意见，说我的诗太温柔了没有冲击力，应该把诗歌写得更暴力一点，应该向《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学习。”理由是，那首诗有很男性化的部分，“雌雄同体”的人才能把文章写好。当然，她指的是看问题的角度，既要有柔和的一部分，也有刚硬的一部分。太硬的诗歌容易折，太软的立不起来，没有形象。她告诉我，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对于其他女诗人来说是概念问题。“（她们）不敢写。她们都是道德榜样，我是道德榜样讨伐的对象。”有时候，她也想解释一下铺天盖地的误解，可是真的解释了，自己又觉得无聊。所以她还是插科打诨，还是调侃。
我想知道她在成名之前，是否也会考虑这些写诗的技术问题。“我到现在都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她语气夸张又迅速收敛，“写不好，真的写不好。我们这一帮人遇到了一个台阶，再想提高就很难，这还不像初写者。”很快，她又昂起头：“不过我不着急，去他妈的，我又不想成名成家。”
文章来源于：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