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似三春晖——鲁迅小说《故乡》主题人物细探
对于“人”与“文”的关系，中国自古的说法是“文如其人”。如何认知人，则说是“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孟子曾经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鲁迅说得更明白晓畅：“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们现在来阅读、欣赏鲁迅的小说作品，想真正读懂，理解透彻，获得充沛的激情感染和深切的精神熏陶，就应该遵照鲁迅所教示的那样来做。&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
&bsp;关于鲁迅的生平事迹，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方面的资料容易找到，人们也比较熟悉；这里，为了讲述的简便直捷，我们先来介绍鲁迅《自题小像》这首七言绝句：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末附记：“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鲁迅在学生时代，日本留学之时，写了这首诗；到晚年记起这诗，特意制成条幅，挂在上海居室的墙壁上；可见他对此诗极为重视，把这首诗的结句作为一生的矢志。在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时代的鲁迅就深切地思考并明确地认定了关于自己人生道路的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我是生活在怎样的国度？——祖国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二、我应该做一个怎样有为的人？——我要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挽救祖国的危亡。真的，鲁迅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在日本，他先是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原来的打算是学医“卒业回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由于受到一些事象的刺激，认识上有所改变，“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于是，鲁迅中止了医学学业，邀约了几位朋友，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创作。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头的青年鲁迅，他心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宁愿中止学业而投身于文学工作的。在他心目中，“文艺”是用来“改变国民精神”的手段，强民救国的手段；而且把文学工作作为全身心投入的职业。要知道，鲁迅关于“改变国民精神”的主张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在国外观察、探究了欧美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深知片面发展物质生产，放松精神文明建设，会造成国家社会物欲横流的种种弊端。针对这一严重的“偏至”现象，他在一九0八年所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即认为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要注重抑制社会上物欲的膨胀，发扬、激励精神道德的高尚、优美：这样才是奔向理想的美好社会的正确途径。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赞许了《新潮》社一群青年作者（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叶绍钧等人），那样“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无疑他自己也是这样做以改革社会为目的，给青年们作着示范的。——关于这一意向，当今某些趋时的，沉迷而执板的人，也许会大不以为然的。但是，我们既是阅读、探究鲁迅小说，就得认知并重视这一事实，何况鲁迅和许多青年作者那样做，实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自古以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的。
&bsp;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再次明确宣告：他的创作“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改良社会”，并且说明在创作中如何贯彻实现这一宗旨：“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从以往的讲析、评论、研究来看，人们多是注意到了“揭出病苦”这一方面，而对于“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有所疏忽了。譬如，关于向人们“灌输诚和爱”的创作意图，就历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bsp;早在一九0二年于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之时，课余时间鲁迅常与挚友许寿裳共同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许寿裳《我所知道的鲁迅》8、9页）一九一八年一月与许寿裳通信，又谈论到中国改革问题，鲁迅在回信中说：“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一九一九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又说：“中国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坟》）早在一九0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要求中国诗人要“抱诚守真”，“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坟》）鲁迅最早结集的杂文为什么取名《热风》？他说：“我却觉得周围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热风·题记》）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一诗的开头这样写道：“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再看鲁迅小说中所描写刻画的人物，许多就是具有鲜明、强烈的“诚爱“之心的。譬如，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身上最突出、最感人的，就是那超乎一般人的爱国爱民之心，忧国忧民之心；他之所以发狂，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热切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危难，这也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至诚至爱。他—眼看着关闭在“万难破毁的铁屋”中的人们，在“昏睡”中走向“死灭”，却无法去挽救，于是他锥心苦痛，乃至发狂。《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人（被撞到的老妇人）是一片诚爱之心。在车夫好心的行为高尚的品德启发、感召下，知识分子的“我”也萌发了对人的“诚爱”。在此之前，他对“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包括民族的危难，人民的疾苦）是抱着冷漠态度,“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的。因为他自小耽读“子曰诗云”，深受“邦无道则愚”，“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处世观的误导，身处“乱世”，便抱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明哲保身、落落寡欢、愤世嫉俗、甚至牢骚满腹、“恨恨而死”（《热风》）的处世态度。车夫对人的“诚爱”之心触动了他，使他“熬了苦痛”，展开思想斗争，终于将自己从“看不起人”的“坏脾气里拖开”。《药》既写了革命者的英勇无畏，也写了华夏两家老人在极度麻木愚昧中的亲子之爱。在小说结尾处出现的凄惨悲哀、阴冷的场面中，鲁迅特意写了华夏两家的母亲在坟头相遇。华大妈在丧子的极度悲伤哀痛中，见到夏四奶奶哀恸至“手脚有些发抖”，“瞪着眼只发怔”，“生怕她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她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自己在深重的哀伤之中，还能想到关怀同情他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诚爱“之情啊！《风波》中描写刻画的所有人物，可以说都是讽刺的对象，但小说同时又写了七斤和七斤嫂之间耐人寻味的情爱。其中特别写了一位农妇：八一嫂。她是“抱着遗腹子”的寡妇；自身的处境够可怜、凄苦了，但在一定的急难情势下，却有对他人的一片“诚爱”之心。小说特别明确写道：“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社戏》写农村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个个能干、热情又仗义；还有六一公公、母亲和儿时的“我”，人人相亲相爱，友善相处。通过少年们夜晚驾船远途去观社戏，来回的集体行动中，更突出描写人间的温馨的“诚爱”之情，其乐融融，真令人神往！《故乡》更是突出地描写“诚爱”之情的，鲁迅特意为这篇感人至深的小说，构想了“一气”这个词；这一独特、新鲜又深邃的词语，可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善的“诚爱”之情的升华和结晶。这“一气”，就是小说《故乡》中最关键、最核心的词语。——总之，应该清楚地看到，鲁迅作品在“揭出病苦”的同时，也注重了贯输“诚和爱”。
&bsp;我们谨遵鲁迅的教示，用“顾及全人、全篇”的方法来读书，自然也会联想到苏轼所提倡的读书方法。苏轼是后人所公认的古代（宋朝）书读得多，读得认真，读书效益高的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有他在文艺多方面（诗词、散文、书、画）以及政论等大量作品和许多良好的政绩可以作证。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中曾写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又答王庠书》中更提倡一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即“每一书作数次读之”，“每一次作一意求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读书要像身临强敌的包围那样，注意力非常集中和警觉，而且要眼光四射，应对自如。一部书、一篇作品要反复多次地读，每次选取一个侧重面、着重点。苏轼《题庐山西林壁》一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面是写的观景，其实首先是关于认识论的一首哲理诗，其用意是启示人们：观察认识事物（包括读书）要有总揽全局、整体的视野。这与鲁迅“顾及全篇”的观点是相通的。有了鲁迅、苏轼的读书方法，我们还想到，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一句话，对我们读书，阅读欣赏文艺作品也是大有助益的：“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参照鲁迅的“顾及全篇”、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方法，以及毛泽东“感觉——理解——感觉”的认知方法，我们似是可以拟订一个阅读、欣赏作品的三步骤：一、走进书中去；二、再从“多处”（多侧面）看；三、再回到书中去。因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是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具象多彩的情境，使人兴感怡悦，以情感人。第一遍读它，就应该把作者当成最可信赖的向导，跟随他进入作品情境，一切生活境界、情状，都感同己受，全身心地经历、感触；然后，又多次各有侧重地细读、剖析、探索；最后，又全神贯注地进入书中，“更深刻地感觉”它。这样认真过细地读书，我们就可以说是没有愧对名著，没有愧对作者的深心了。
顾及全篇，多次细读，反复揣摩之后，我们再全身心地进入作品首先会注意到，《故乡》这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人物系列安排配备上，有一明显的特点：作品着重写了两个家庭，两代、三代人之间平等诚爱地交处，和善亲切地见面。作为小说总是要描述人物所参与的情节、事件，这是小说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点。《故乡》的中心事件是什么呢？就是闰土所说的“实在喜欢的了不得”，拿人物“我”的话说是“这好极”的阔别二十年两个好友的会面。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作为“我”和闰土的诚挚友情的继承、接续者的，下一辈的宏儿和水生，也是通过平等、亲热、友善的见面交谈、接触结为好友，且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的相聚。可以说，这就是作品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主要事件。若作简要的表述，《故乡》情节进展的贯穿线索该是：“一气”——“隔绝”——“一气”。
&bsp;回顾自《故乡》发表（92年5月）至今，大量的讲析、评论，大致是作这样的表述：《故乡》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的衰败、萧条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现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然而。真正认真、仔细地“顾及全篇”，则应该看到，农村的“衰败、萧条”，只是作为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典型的自然环境（苍黄的、萧条的景色、气氛）、典型的社会环境(经济衰败、生活困顿)，是在作品中起着烘托、渲染作用，且多是通过人物面容愁苦、肢体变态暗示出来，或通过人物的叹息（“非常难”、“吃不够”）和议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景况很不如意”）笼统、抽象地讲述出来，并没有展开生动具体的直接描绘，更没有构成故事进展的重要环节和事件。在整个故事情节中，读者历历亲见的还是两家三代人平等、亲切地诚爱相交（或被封建等级观念所“隔绝”）的，一环扣一环的，人物情态及场面的刻画、描绘。
&bsp;读《故乡》，还应该注意到，作者是根据自己实际生活的真切经历和体验，选取素材的。参阅鲁迅日记及鲁迅亲友、同代人所写的回忆材料可以知道，鲁迅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回到绍兴。“雨。上午渡钱江，乘越江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二十四日记载：“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鲁迅这次回乡卖掉自己的老屋，全家搬迁到北平定居；这二十天之内，告别了亲戚本家及友朋，处理了一些事务。两年之后，便以这次回乡的经历为生活素材，写成《故乡》这篇小说；精心构想的两个家庭，就以他自己一家人和闰土一家人为原型。其中人物除了八岁的侄儿宏儿是虚构的，其余人物都是有生活的原型。第一人称的“我”很切合鲁迅自己的境况和心态；母亲的原型就是母亲鲁瑞。闰土的原型就是章运水，水生的原型为章启生，闰水的父亲为章福贵，都是实有其人的。小说中的人物，作为艺术形象，为突现主题思想，无疑做了许多的虚构和加工，不能完全与原型等同。但是，联系生活中的原型，却大大有助于对。人物性格、精神面貌的理解。许多人把《故乡》、《社戏》看成近乎“自传”的小说，这是符合实际的。
&bsp;&bsp;&bsp;先看这两个家庭：一个在农村乡下，在海边的沙地种瓜为主业，有时进城来做“忙月”（过年过节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我”家住在城里，是仕宦人家；“我”是在外地求学，学成之后在外任事。民国初年，由于外强侵略，国内连年军阀混战，这两个家庭生活境况都不佳：闰土一家生活“非常难”；“我”这一家也由于要搬到“谋食的异地去”，不得不将“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卖给别姓”。特别值得人们关注、重视的是这两个家庭几代人，彼此之间有很深的交情。他们两家没有什么亲戚血缘关系，只是一家为城里的雇主，一家为进城帮工的“忙月”，存在着雇佣关系，如此而已。闰土一家是勤劳的、朴实、厚道的劳动者；“我”这一家长幼，忠实纯厚的是以诚恳、温厚、善良之心待人，特别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寒的劳动者，能平等相处，长久地尊重、善待。这两家的老老少少都是重感情、重友情，很念旧情的。两个家庭的成员几代人，多年来结成友善的“诚爱”之情，这在封建等级观念浓重的旧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于是，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乡》整篇小说，便以“一气”（“诚和爱”之情）为核心，来结构故事情节，安排人物系列的。
&bsp;母亲这一人物是以作者自己母亲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塑造的，母亲在整个故事情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鲁迅的母亲是旧社会一个破落（从小康坠入困顿）的仕宦之家的家庭妇女；但她是一个不寻常的中国女性。她虽然也是生活在禁锢重重的封建社会里，却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懦弱和蒙昧。她性格坚强，有毅力。她通过自学能达到阅读中国文言小说的水平。她思想开通，明白事理，待人和善，对贫苦劳动者从不另眼相看。——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经回忆说：“母亲是从农村里来的，丝毫不沾有瞧不起农民等劳动者的思想习惯，当然也给鲁迅很大的影响。”（《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自己也说过：“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英文译本<短篇小说集>序》）他还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的多一点。”（冯雪峰《回忆鲁迅》）的确，鲁迅那样了解农民，同情农民的苦难，这与从小受母亲的教育熏陶是分不开的。鲁迅非常敬爱自己的母亲，对她坚毅的性格，良好的品德是很了解的。他还说过：“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英雄呢！”（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也就是说，我的母亲要是生活在男女社会地位稍能平等的时代，凭着她的品德和毅力，定能担当重任，为社会人群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大事的。他笔名的“鲁”字，就取用母亲的姓氏，即此，可见他对母亲的敬重。鲁迅在一些小说散文中，多次写到第一人称“我”的母亲，大都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描写刻画得较为充分的，就是《社戏》和《故乡》这两篇小说。
《故乡》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是写第一人称的“我”与农民闰土之间的真挚友情，“我”，作为忧国忧民，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在思想感情上与贫苦农民保持“一气”，而且相信世上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光明、至善之“路”。在小说中，母亲便是作为与贫苦农民保持着深挚友情的，这样一个儿子（“我”）的思想性格，起着有力的照应和烘托作用的。当然，在一个短篇小说中，作者没有，也不必单独安排什么重要情节、场面来描写母亲，只是在描述“我”回乡卖屋迁家，与好友闰土见面的故事进展中，自然熨贴地穿插了对母亲的描写刻画，着笔细腻，手法简练，显示了深厚的功力。细心的读者定会体察到，鲁迅始终是以十分虔敬的感情来刻画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
&bsp;在家庭里，母亲是操劳能干、慈祥和善的长者。作品这样开始写母亲：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这里，表面看是平淡无奇的平平叙述，细心体味，却是对出现在具体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作了准确、生动、传神的刻画。因为母亲先已从书信中得知“我”“到家的大约日期”，到时便留心注意。当远离膝下的儿子一出现在她的视野，立即急匆匆出门去迎接。而“我”则是心事重重地迈向故居，望眼的是整个屋舍的全景，是母亲“早已”发现了“我”，“我”是稍后才看到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这一句显示了母亲盼子之心的急切。八岁的侄儿紧跟着“飞出来了”，这一动作，一方面表现了宏儿的活泼机灵，也增加了画面的动的气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母亲的细心、专注，以及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敏捷。还有一层也是不应忽视的：这里也暗示了母亲对儿孙的教育有方、抚爱得法。鲁迅曾在《忽然想到（五）》一文中揭露过封建的家庭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和束缚：“长辈的教诲”，“读书人家的家教”，使得儿童“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华盖集》）旧社会许多封建仕宦之家，就是这样管教儿童，使他们毫无活气的。对比之下，“我”这一家不是这样，母亲抚育下的宏儿，多么天真、机敏、活泼、快乐啊！这一个“飞出”是表现了宏儿，更是烘托了母亲；暗示着这个家庭是有着浓浓的温情，人人和乐相处，无比亲热的。宏儿突然“飞出来”，说明平日里他与奶奶是形影不离的。
&bsp;&bsp;&bsp;接着出现的是表面平淡，实则是很有力度的叙述：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
二十年不见的，远离膝下的儿子回来了，做母亲的怎能不高兴呢！但儿子回来是为处理卖屋搬家的事的。按中国传统旧俗，有出息的子孙是不会轻易出卖祖屋的。家境不如意，作为家庭长辈的母亲此时的心境自然是凄凉的。母亲又是很重感情的人，素来和睦温爱相交的众多亲友邻里，还有熟悉的乡土屋舍、田园，永远告别了，岂不凄然伤怀呢！但为了不引起儿子的伤感，母亲注意到要将不好的心绪藏起来。然而，最能理解母亲心绪的儿子，还是察觉到了。母亲“教我坐下，歇息，喝茶”，这里所教示的接连三个呆板的，平淡无奇的动作，从写作的角度看，用在哪里，都可能是平淡的，索然无味的文字，甚至可以说是败笔。作者用在这里，真是恰到好处，非常传神！母亲既将“凄凉”藏在心里，“不谈搬家的事”，那么谈什么好呢？急不择言中，母亲只好拿一般朋友见面时寒暄的套话来应付了。这样一则简短的，朴素的叙述，就让读者们清楚地看到，母亲对儿子多么爱护，多么关怀体贴，考虑得多么细心周到，对自己又是多么善于克制啊！
&bsp;后来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母亲这么说：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
这就说明，卖屋搬家该有多少烦难的事情，母亲都一手料理妥善周全了，一点儿不用儿子操心，留给他的只是看望亲友，礼节性的告别。这里，除了表现母亲的操劳、能干、有魄力之外，也表现了母亲爱子的深心。——《故乡》就是在一些情节的细微之处，也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人世间的母爱，真是那样伟大、纯洁、厚重和无所不至的啊！
&bsp;以上所写，是“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破落的仕宦之家，家庭内部相濡以沫的母子深情，以此做好了铺垫，紧接着便描写母亲对他人的温爱和关怀。交谈中，母亲具体提到的要见面的唯一的人，就是贫苦农民闰土。（“亲戚本家”，只是笼统地道及）：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
许就要来了。
可见这贫苦农民在母亲心里所占的分量。提及的事，唯一就是两人“见一回面”；这里用了三个加强语气的词：“每到”、“总问起”、“很想”。对于闰土的这一深情的渴想、盼望，母亲非常重视，牢记在心里，见到儿子，尽快告知，认为儿子这次回来必定要见见闰土。“我”离别家乡整整二十年，与儿时的好友闰土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为什么两人感情还那么深呢？可以想见，长期以来，是母亲照样与闰土一家，保持亲密友善的交往。“我”与闰土之间的友谊之花，是母亲亲手浇灌的。交往中，闰土心里也深深知道，这一家老少真是难得的好人：好“老太太”、好“老爷”。其实，早在我的童年时代，第一次急切地盼望见到闰土，“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他是能装琼捉小鸟雀的”。“于是我日日盼望新年到，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这种心情，母亲也细心关注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这里特别写道：是“母亲告诉我”；可见母亲不仅自己与贫穷的劳动者平等相待，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从小乐意与农民的孩子友好相交。小孩子玩耍的事，母亲竟是那样的分心关注，可见她爱子之心，教子之意，表现得如此体贴细微，如此纯洁高尚！
&bsp;在交谈中，母亲是很不愿意听到闰土说出“老爷”这称号，而赶忙作纠正的：“阿，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还是照旧：迅哥儿”。闰土带着第五个孩子水生来到，母亲得知他们“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去炒饭吃去“。闰土父子在“我”家竟是那样随意，那样熟道，真像自己家里人一样。谈起闰土家境，“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境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对闰土一家的生活境况和处境看得如此深刻精确，可见母亲的见识、眼光非同一般。谈到旧家具的处理，“母亲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关爱闰土，竟设想、考虑得如此细致、周到；多么善良的心啊！在尔虞我诈之风盛行，等级森严的旧社会，人们往往是拿阶级地位和拥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看待人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旧社会广为流传的，收录在“昔时贤文”《集韵增广》中的这一联句，的确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心理。但这位母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她明明知道，闰土一家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农民，却始终真心诚意地关怀同情，平等交往，何况自己家境正处于“困顿”中呢！在旧社会，像母亲这样的家庭主妇是很难得的，极可贵的。
母亲对人的温爱之心，还表现在对待贫穷而有缺点，不顾情面，贪图小利的杨二嫂的宽容、和善的态度上。小说后半部分，写闰土的孩子水生，写宏儿与水生的亲密相伴，同时也顺笔刻画了母亲的仁厚、博爱。小说从头至尾是写“我”一次回乡的观感，思虑、想望种种，在这贯串始终的情节进展中，处处都使人领会到：有这样的好母亲，便会有这样的好家风；有这样的好家风，便会有这样的好儿孙，也会有这样的好乡友。据此，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评述：《故乡》整篇小说，是以虔诚崇仰之情，着力塑造了一个仁厚、博爱的中国慈母的典型形象。《故乡》实是写母亲教子的美德的。自古道：“慈母心似三春晖”；《故乡》就是献给可爱的中国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慈母的一首美妙的颂歌！
闰土是作品中着力描写刻画的，感人至深的农民形象。人物尚未出场，便先由母亲深情地道及，凡是细心的，倾情地阅读欣赏作品的读者，读到这含有三个加重语气词语的复合句，任谁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必然会想一想，一个道地的贫苦农民，怎么会对出身于仕宦之家的，多年出门在外，自己称他为“老爷”，彼此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的读书人，怀有如此渴望思念之情呢？当母亲对“我”说出闰土的“见面”之想，“我”立刻作了热切的反应：“这好极”紧接着，“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读者朋友们应该会注意到，这“脑里”深藏着的“神异的图画”，可不是平常习见的事物、景象啊！这是“我”对故乡美好的人物，美好的情感非常看重、珍惜，长久地眷恋着，怀想着，用多色的彩笔，在心版上描绘成的。果然这一人物的第一次出现，就在绚丽灿烂，令人神往的“图画”中，给人留下难忘的美妙无比的印象：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要知道。这幅“图画”不是现实的描绘。事实上，“我”未曾身历过，见到过这样惊骇、神奇的场面;只是由于二十多年前，少小之时，闰土所讲的故事实在太迷人，这一少年英雄形象在“我”心里烙印得太深太深了，是感情的凝结、升华、幻化出来的这一神异图景。这一图景，也真让读者刮目相看，心存奇想。紧接着，作品顺理成章地，作为表明这幅“图画”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根基，便叙写了小时候“我”与闰土认识，结为好友的经过。
少年闰土，虽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农村，但生活的重担暂时由父母长辈承担着，尚未落到他肩上；也许那时家境还没有后来那么艰难。农村劳动者的孩子比起城市里封建教育管束下的读书人家的孩子，活动的天地要广阔得多。因此，他们的个性能得到多方面的发展。他们体格健美，知识丰富，（就农村所接触的多方面的事物来说）生活充实而且很有乐趣。——从鲁迅另一篇写农村少年的生活乐趣，情意浓浓的小说《社戏》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bsp;&bsp;&bsp;&bsp;“我”之结识闰土，打心里喜爱佩服闰土，就是从闰土对“我”讲述农村劳动生活的、乐趣开始的。“我”要他捕鸟，他作了回答和说明；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没完。闰土介绍了冬天怎么在雪地里捕鸟；夏天，白天怎样到海边捡贝壳，晚上怎样看守瓜田。——不是防人，而是防猹。海边涨潮时怎样看跳鱼：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故事。闰土讲起这些井井有条、活灵活现、层出不穷、滔滔不绝。他之所以那样兴致勃勃地对“我”描述那些新鲜事，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希望新结识的朋友共同来爱好这些。闰土说：“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晚上我和爹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他是真心诚意地邀请朋友一道来分享这农村劳动生活的乐趣的。
我和闰土就这样一见倾心，成了好朋友。可是正月一过，“闰土须回家去”，分别之时，真是难舍难分；“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可见这两个孩子交情之深。分别之后，闰土“还托他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送给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此后，两个人心里都深深思念着永不忘怀。作者笔下的少年闰土，简直就是个神童；他勤劳、能干、勇敢、机灵、聪慧，而且知识广泛，口齿伶俐，又很重友情：总之，他具有多方面美好的素质。——怀着如此虔诚的态度来描写农村少年，农民的好后代，好苗子，而且写得那样真实、生动，非常感人、迷人，简直使人惊叹不已。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或许是前所未见的。——一九二六年年底，鲁迅在厦门大学应学生总会办的平民学校之邀，在该校成立会上演讲时说过：“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必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定有前途。”（引自林志浩<<鲁迅传>>，297页）其实，这一思想观点，这一见识，早已在（一九二一年）闰土形象的构想刻画中，已经明显表露出来了。
分别二十年之后，幸喜两个好友得见面，然而闰土成了“木偶人”，动作、感觉都迟钝了，模样也变了，“浑身瑟索着”，脸上现出“凄凉的神情”。少年时候充满活力，勃勃英气的闰土不见了。他身上原来具有的种种美好的素质，没有得到合理的培养和发展。虽然他一直在劳动着，但那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争扎的手段，生活的乐趣，劳动创造的乐趣丝毫没有了。在生活的困苦面前，他只有唉声叹气：“非常难”！“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中国农民培养的美好少年，好幼苗，就是这样被扭曲，被摧折了。
小说着意渲染作传神描写的，是两人阔别之后的见面：“我”说道：“阿！闰哥，—你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听到这一声“老爷！”“我”心里“似乎打了个寒噤”，知道好朋友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厚壁障”主要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造成的。珍贵的友情被摧残和阻隔;闰土的一声“老爷”是摧裂心魄的。在“我”的心目中，“老爷”二字与“二气”的心态产生强烈的冲击和碰撞！“老爷”二字，也可以说是作者发自内心深处，对于封建等级制度强烈的控诉！如果说，对于物质生活上的艰难，闰土能感到苦楚，知道是由于时局总是“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等种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的钳制和残害，他就认识不到，觉察不到了。他把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看成是合理的，命该如此的。他不单自己称“我”为“老爷”，而且要他儿子水生“给老爷磕头。”母亲劝止他：“阿，你怎么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的么？还是照归，迅哥儿。”闰土连忙解释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候，不懂事……”
&bsp;&bsp;&bsp;&bsp;闰土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就在于一方面他因身受物质生活的苦难而叫苦不迭。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他却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和驱使，无可奈何，只得苦熬挣扎。另一方面，对于同样给他造成苦难的，与物质剥削相配合的精神压迫，等级尊卑观念，以及种种应有的人生权利被野蛮剥夺，却无所觉察，反而觉得合情合理，甘愿承受。对自己的才能、活泼的天性被摧残、扼杀，与昔日的好友之间的友情被无形的“障壁”“隔绝”，他不觉得痛苦、悲凉、惋惜，甚至无所察觉：就这样在长期的贫苦生活中逐渐养成了浓重的自卑心态，永做封建制度下的驯顺愚昧的子民，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仍毫无改变。这一人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甚至此后更长时期）的中国农村，是很典型，很有普遍性的。
&bsp;&bsp;&bsp;&bsp;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小说不仅反映了闰土身上所存在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病苦”，同时也着力表现了他心中存在着可贵的“诚爱”友情。是的，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相比，判若两人；许多美好的素质被扼杀，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是，在他身上也有不变的东西：勤劳质朴，作为中国农民的本色，丝毫无减。闰土对“我”及全家老少的“诚和爱”的感情还保留着，没有被尊卑等级观念的“障壁”完全“隔绝”，也没有被生活的困苦所磨损掉。久别之后的二人得以见面，就是闰土热切主动盼望、要求所促成的。二人见面之时，闰土又对母亲说：“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这里既是“实在”，又是“了不得”，可见其感情的真切、热烈和诚笃。闰土很想见我一回面，是由于家境贫苦，“总是吃不够”，要“我”给以接济，或向“我”借贷吗？如果小说真是写“贫困、衰败”的话，多半会这样展开描写的。是像杨二嫂那样想得到一些破旧家具吗？有什么疑难问题，要“我”帮助解答指点吗？是彼此之间有什么恩情要报，有什么人情债要还么？是有什么重要的承诺要依约实现么？都不是的。闰土那样主动、热切地要来见面，纯粹是出于友情；那些寡情薄意的人，情商低微的人，“谁解其中味”啊！是“诚和爱”之心所驱使。见面交谈中，“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这，就是闰土所说“喜欢的了不得”的见面，“我”所说“这好极！”的见面：真像中国有句老话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啊。那些寡情薄意的人，情商低微的人，“谁解其中味”啊！——尽管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多种压迫和摧残，从身心方面都成了“木偶人”了，但仍怀有对朋友“诚和爱”的炽热的感情，这就是闰土这一农民形象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这也就是《故乡》与反映旧中国农村生活困苦的同类作品相比，显得独特的，尤为可贵的地方。
&bsp;&bsp;&bsp;“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一个身处贫困生活境况中的农民，对“我”这个被认为是地位高贵的的知识分子“老爷”，怀有如此真挚的“诚爱”之情，热切地渴望“见一回面”；这事咋看起来，会让人感到突兀、怪异的。但是，通过作品细腻的描写、刻画，多侧面的烘托、渲染，便使人充分信服，深情感叹，且长久难忘。闰土，“这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便深深烙印在广大读者心中，牢牢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人物画廊中了。
提起杨二嫂，人们多半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这个人物的被误解，被过于贬低，是由来已久的了。认为杨二嫂年轻时侯就不太正派，“有些风骚”，“擦着白粉，坐在门前，招引着男人，吸引着顾客”，这是历来广为流传的看法。有的评析者甚至说他年轻时是“打情卖俏，出卖色相”的“坏女人”；实在是冤屈了杨二嫂了。
杨二嫂年轻时原是本小利微的手工业劳动者，辛苦劳累地磨豆腐，开夫妻店的。早年，生活尚能勉强维持下去；由于长得漂亮一点，又爱美，擦点白粉，作为市镇上的青年女子，本是很平常的事。她是在店堂内“终日坐着”，照料生意，并未见她跟谁“打情卖俏”了。“豆腐西施”本是别的男人出于对妇女的不尊重给她取的外号，怎么能据此来责怪她呢？要知道，对于处于可怜的弱者地位的中国妇女，鲁迅历来是抱同情态度，为她们鸣不平的。他曾说过，在中国“做女人太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伪自由书·逃的辩护》）又说：“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各种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南腔北调·关于女人》）对于杨二嫂这样自食其力的市镇劳动妇女，鲁迅不可能将她写成一个“坏女人”的。
更为重要的，还是从小说本身的内容、情节发展、人物系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照应关系来看，杨二嫂根本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那样的“坏女人”。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过：“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马恩全集》29卷，583页）以往许多讲析者对杨二嫂之所以产生误解，正因为只看到她“做什么”，即“擦着白粉”，还有“嘴尖舌利”、“明抢暗拿”等等，便据以作出结论。但是，如能细心地考虑到她是“怎样做”的，就会认识到，关于杨二嫂的思想性格及其变化过程的描写刻画，是从侧面来烘托小说的中心题旨（即表现“诚和爱”），也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多姿多彩，起着特殊作用。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哈！这摸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bsp;&bsp;&bsp;&bsp;&bsp;&bsp;&bsp;我吃了一吓……
&bsp;&bsp;&bsp;&bsp;&bsp;&bsp;&bsp;我愕然了。
&bsp;&bsp;&bsp;&bsp;&bsp;&bsp;&bsp;“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愈加愕然了。……
杨二嫂一踏进“我”家的门槛就放出这样“尖利的怪声”，特意做作，为的是暗示两家人以往不比寻常的亲密关系。应该相信，杨二嫂确实与“我”家是多年友善相处的老邻居。她说“我”小时候，她抱过“我”，也是真的。如果她年轻时是“出卖色相”的“坏女人”，绝不可能出现这一状况，母亲不会与她随意交往。这回“我”举家搬迁，在杨二嫂看来，“我”是做了大官（“放了道台”），全家到外地去过好日子了。搬家之时，一些破旧家具，必定会分送给邻里乡亲，何况这家人向来对邻里多有照料、关怀的，加之自己又是素来多有交往的近邻。出于贪心，很大程度是生活贫穷所逼使，满以为这回可以大有收获了。没料到，这家人境况不好，“须卖了这些”家具补贴盘缠。于是杨二嫂大失所望了；每日必到，终无所得。后来，得知这家出门在外读书做官的“迅哥儿”远道回来，她心中便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一天，他作古正经，“巧言令色”地作了表演之后，又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杨二嫂心里“愤愤”然，便说了一些气话：“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他真的认为这一家人是变了，不像以前那样同情关爱邻里了，于是她撕破脸皮，采取实际行动，“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bsp;&bsp;&bsp;&bsp;既看到她在“做什么”同时又在考虑她在“怎样做”，这样全面来考察的话，就应该知道，杨二嫂并不是一贯那样“尖酸刻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相反，她平时还是对人友好，讲交情的。她一走进我家门口就那样肆意放诞，出言无忌，就是凭着与这一家平常有一定的交往，有一定的邻里之情。若是素无来往，她怎么敢在她所说的“出门便是八抬大轿”的大官面前，那样倚老卖老而又假套近乎呢？最后，她撕破情面，顺手拿走了东西，所依仗的也还是情面。她预料到，这一家母子二人会碍于情面，不会当面制止的，果然不出所料，她如愿得手了。
可以设想，如果杨二嫂年轻时候就是那样不正经的女人，到晚年又是个“流氓无赖式的泼妇”，母亲和我怎么会容忍她，眼看着她明抢暗偷而不加制止呢？请看一看，作品写杨二嫂出现之前，先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我”和母亲正谈论着闰土的景况，忽然听到门外人声嘈杂：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这里就说明，有一些陌生的村民，说是来买旧家具，有的便随手拿走；母亲心里很清楚，她是要出面制止的。有了这一情节作铺垫，然后接着才写杨二嫂；她作了声情并茂的表演之后，归结到一个行动，也正是“随便拿走”东西。这两个“随便拿走”很明显可以作对比。前者是一群人，母亲及时出面制止；后者是一个人，母子二人却容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她与“我”家有一定的交情。如果按以往一些讲析者的理解，杨二嫂是“乡村泼辣妇”，那样的不逞之徒，谁家搬迁，她都来这一手；这回便平白无故地骚扰到“我”家来了。这样，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泼辣妇耍泼得逞，母与子软弱受欺。这显然是不符合作品的原意的。要知道，母亲和“我”都不是软弱可欺的人啊。
&bsp;&bsp;&bsp;&bsp;细心的读者，必然会体察到，在对待杨二嫂的态度上，开始时，“我”与母亲是存在着差别的。对于这个“圆规”似的体态，奇形怪状的女人，突如其来的“尖利的怪声”，奉承和揶揄并用的连珠炮式的言词，“我”自然会产生愕然、尴尬的心理反应；也因为此前不知道她究竟是何人。而母亲呢，跟她有多年的交往，认识比较全面。出来看到这一尴尬的场面，赶忙先向杨二嫂作了解释：“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接着便对“我”说：“你该记得罢，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看，这话说的多么客气和委婉。可见母亲对杨二嫂是尊重的，同情的。“我”知道这是邻居长辈，便立即改变了原先的态度：“惶恐着，站起来”。——请注意，竟是“惶恐着，站起来”，态度转变得如此鲜明。杨二嫂滔滔不止地说了一大串话，“我”客气地作了应答，而且一直“默默的站着”。“我”爱母亲，尊重母亲，也尊重母亲的朋友，尊重长辈。这里，人物两个“站”的姿势和情态，是有很强的表现力，丰富的感情色彩的。在母亲“诚爱”之心的启示下，“我”时刻没有忘记，要以“诚爱”之心待人。
&bsp;&bsp;&bsp;本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像杨二嫂这样有一定姿色，这样嘴尖舌利，说话不饶人，又具有露骨缺点的女人，是最容易被人看歪，人前、人后遭到数说传讲的。以往贬低她，对她产生误解的评析之多，也足以证明这一点；真像鲁迅所说“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啊！还是母亲心肠好，温厚待人。对于杨二嫂，“每天必到”的一言一行，目的意图，母亲心里是很清楚的，念在多年友好相处的邻居，也出于对她大半生困苦身世的同情，对她眼前不好的行为，采取谅解、宽容的态度。譬如，杨二嫂将“我”家十多个碗碟暗藏在灰堆里，后来得知这草木灰闰土将运回去作肥料，她担心自己行为败露，便抢先将碗碟掏出来，反诬是闰土所藏。她“发现了这件事”，便“自以为有功”，转眼便公然拿走了“狗气杀”。这本是恶劣的行为，在离家上路的船上，母亲向“我”讲述这件事，对杨二嫂没有过多的责怪，只说了一句同情多于揶揄的话：“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的这么快。”即使杨二嫂那样不顾脸面，母亲还是以诚相待，深深同情她。多么仁慈，多么厚道的母亲啊！
&bsp;&bsp;&bsp;&bsp;总之，我们认为，杨二嫂在《故乡》中的出现，会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复杂性，也看到了中国农村逐渐贫困的普遍性。从人物之间的对比、照应关系来看，一方面是衬托了闰土的质朴、淳厚。闰土切盼与“我”“见一回面”，是出于“诚爱”之情，为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慰藉；杨二嫂“每日必到”，是想得到一些旧家具。闰土是俗话所说“人穷志不穷”、“贫而不贪”的人；杨二嫂则是“贫穷不顾脸面”，贪图小利的人。也可以这么说：闰土是“君子固穷”的君子；杨二嫂是“小人穷斯滥矣”的小人。（《论语·卫灵公》）作品刻意作对比描写的，还有他们二人都有伶俐的口齿。少年闰土对儿时的“我”讲述农村生活的趣事，竟是那样思路敏捷，口若悬河，盛境迭出，令人迷醉。杨二嫂突然出现，便以“尖利的怪叫”先声夺人，紧接着连珠炮式的设问句、判断句，强词夺理的&bsp;&bsp;&bsp;口气，使人无法招架、抵挡，只得哑口无言，“惶恐着站起来”，并“一直默默的站着”。这一“美”、一“丑”的惊人妙语的充分展示，真令人拍案叫绝。少年闰土的迷人的讲述，让人产生刮目相看的惊喜。杨二嫂吃力费劲、虚情假意的表演，目的是想得到些许的旧家具，真让人在“哀其不幸”中，又感到无比惋惜和悲悯！
&bsp;&bsp;&bsp;此外，写杨二嫂，也是用以显示母亲的厚道，对人的“诚爱”之心。若把杨二嫂看成是“乡村女无赖”，那母亲的“诚爱”之心，便是愚蠢、软弱的表现；母亲也成就了被欺骗，受捉弄的人了。这样对母亲的形象是个贬损，对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是极大的损害。
后一辈人物，“我”的侄儿宏儿，闰土的儿子水生，这两个小人物的出现和设置，完全是为了显现“一气”（即“诚爱”相交）的思想和愿望，与所谓“衰败”、“贫困”没多大关系，也不是为了表现“隔膜”。从小说的整个情节发展的完整、生动性，和如何显现主题的深刻性来看，这两个小人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作品开头部分，故事一出现就描写到宏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这一伏笔，即显示了宏儿的天真活泼、机敏、和整个家庭气氛的温暖、祥和。水生的出现是闰土到来与“我”见面的时候：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闰土说着，又叫水生出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地贴在他背后。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呼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
这里，还是母亲最细心，照顾得周全；水生一个乡下孩子到城里来，见了生人，自然害羞、怕生，母亲便注意到了，在母亲关照下，宏儿招呼他一道走走，立刻变得“松松爽爽”了。好一个“松松爽爽”！这就显示出水生也和当年的闰土一样是个活泼、机灵，特招人喜爱的孩子。母亲也像二三十年前关心我和闰土的见面玩耍、交友，那样关爱着宏儿和水生。这儿童们“松松爽爽”的喜悦欢快，是在母亲的爱护、关怀下出现的。母亲慈祥仁厚的心，真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啊！
&bsp;&bsp;&bsp;和“我”一样，宏儿也跟农家少年水生结为亲密好友了。这是可以想见的；不必写出他们二人如何津津有味，倾情地对话交谈。通过“我”一家离别故乡旅途中，坐在船上，宏儿和我的一则对话就足以暗示其交情之深切：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去玩咧……”&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又是跟“我”小时候，闰土约“我”到他家去玩一样，两个小朋友又建立了亲密的友情。还未实现相约的心愿，便离别远走了。宏儿渴想中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只得“睁着眼睛”“痴痴的想”；小小年纪也深味了离别的怅惘啊！——这一细节描写，是异常传神的，动情的，耐人寻味的；可惜以往许多的论述者，大都不经心，忽略了。
&bsp;&bsp;&bsp;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真是的，天底下唯有温暖和善的“诚爱”之情，最能融洽人心，连结人心。《故乡》所着意渲染的两个家庭代代相传的“一气”之情，实在真切感人。就从小说后半段描绘水生的“松松爽爽”的情态，宏儿的“痴痴的想”的怅惘之情来看，也非常耐人寻味，使人历久不忘。这两个小人物表露的如此友爱情深，实是两家人长久地平等、友善相交所结的美果。从作品的生动具体的叙述描写中，即可觉察体会到：活泼机灵的宏儿，亲自看到奶奶和伯伯的动作、行为，听到他们的交谈、感叹，必然受到启示和感染，对来客（闰土和水生）抱有亲切欢迎的情意。水生也是这样，他亲眼看到，平日为生活愁苦奔忙的父亲，这一天竟一扫愁容，兴冲冲地带他进城会友，自然能体察领会到，这被称为“老爷”、“老太太”的上等人的一家长幼，是以平等亲善态度待人的。他跟着父亲进城来，心里是充满了新奇和欢快之感的。所以，当宏儿来“招他”，立刻显得“松松爽爽”，欣喜，雀跃了。还有，在行进中的船上宏儿“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小小年纪，就承受着如此情感负荷，可见内心的恳切挚爱。这些扣人心弦的细节描写，由于前面有了充分的铺垫、烘托，所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用“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警语来表述人世间“诚爱”之情的亲和力，凝聚力，看来是很恰当的。
《故乡》中出现这两个少年的人物形象，使整个作品的内容增加了亮色，萧索、悲凉之气为之一扫。少年预示着理想和未来，是社会前途之所寄托。表现《故乡》主题的完整性、深刻性，这两个小人物是不可缺少的。
&bsp;&bsp;&bsp;《故乡》中描写刻画最多的，当然是第一人称的“我”了。我是作为母亲温厚、善良，对人的“诚爱”之心的传承接续，并加以发扬，付诸实践的理想人物出现的。有国际友人说：《故乡》是“东方产生的最美的抒情诗。”（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以后》77页）是的，《故乡》是抒情味很浓的一篇小说；抒情的主角就是第一人称的“我”。小说以我的所历、所见、所感、所思为单一的线索，展开整篇的情节内容。可以说，小说从头至尾写的就是“我”的感情起伏、激荡；而这感情的核心思想就是“一气”二字，——与贫苦劳动者们心连心，以“诚爱”相待。在《故乡》的整个描写刻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母亲为首的这个家庭，一家老少，对农民勤劳质朴的品质是最为敬重的。因之，闰土一家也以“诚爱”之心相报。小说中的“我”自小受母亲的熏陶、影响，养成了对贫苦劳动者的“诚爱”之情。开初，是表现为天真无邪，偏重于自发感性的。——“我”与闰土、双喜、阿发等小友（后者为《社戏》中的农家少年）的欢乐交往结识，就是这样。当“我”长大成人，出外求学任事，成了有抱负，有追求，认准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探索着国家社会的前途，便把母亲教给的“诚爱”感情，更进一步推上理性化了。不能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但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生活经历，则似与作者本人大致相符合。因此，我们认为，参照鲁迅的生活道路，思想性格方面的有关材料，可以使我们更确切的理解《故乡》中第一人称的“我”。譬如，慈祥，温厚，有坚毅性格的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农民生活苦痛的了解与同情，与贫苦劳动者结成真挚的友情，对时艰的切肤之感，离家多年之后，回到故乡卖屋搬家等等。
&bsp;&bsp;&bsp;在小说故事进展中，由于“我”是一个为社会改造进步，认真地探索道路的人，而且是在“要一气”的生活道路上，“辛苦辗转”跋涉过来的。这样，“我”的故乡之行的一切感观情怀，既具有丰富的感性生活的积累，也包含了坚实的理性认识的因素，所以才那样的厚实，那样的深沉和强烈。因此，小说行文中，既有叙述、描写、抒情，也有感触、思虑和议论。所有文笔都是符合情节发展的需要，切合人物的心绪、情态，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以往有的讲析者，却把一些思虑，议论的文笔看成是“蛇足”，实在是误解了。
&bsp;&bsp;&bsp;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当“我”投入故乡的怀抱，顿时所生的“悲凉”，并不只是一般的游子思乡之情，这感情要比一般的乡愁复杂、深沉得多：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去……
开头这一句，通过平平的叙述，一下子透露了郁闷悲愁的气息。故乡，是一个人从小生长的地方，往往也就是人的一生中最为眷恋、思念的处所。“我”与故乡相隔空间之阔远（二千余里），分别时间之长（二十余年），更增加了对她的思念。然而，“我”这一次不是一般情况下的荣归故里，而是由于某种急迫的事情，不得不那样“冒着严寒”，急急回到故乡。看，人物“我”就是这样，以心事重重的心态开始出现在艺术画面中。
“我”是乘船回到故乡的，若不是天气“阴晦”，“深冬”的冷风“呜呜”地吹刮，“我”一定会站在船头深情眺望故乡景色。“我”坐在“船舱中”还是按捺不住激烈跳动的心，禁不住透过船舱“缝隙”向外窥望，一眼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于是“我的心”“悲凉起来了。”接着一声哀叹：“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要注意，作者在这里用的是疑问句，不是判断句。
这几段借景托情，形神毕肖地写出了人物在生活困顿中，因了不顺心的事，回到故乡时的悲凉之感。可是，历来对开头几段的抒情文笔的讲析，多是认为“眼前的故乡”与“回忆中的故乡”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故乡已经不故了”；这样理解，显然是与作品的实际不符的。要知道，这里出现的，仅是人物一霎时所见的远观之景，且是平常习见的自然景色。冬季，草木枯黄，景色“苍黄”原是正常的习见的景象。鲁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话：“神畅于春，心凝于夏，志沉于萧索，虑肃于伏藏。”“诚于中而有言”，“天时人事”，“无足易其心”。（《集外集拾遗》）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年四季有各种气象、景色，可能会影响人的情绪；但是，一个人要是心中有什么感触情怀，客观的人事或景物也改变不了他。《故乡》的开头，主要还是由于人物内心的悲凉之情过于沉重，所以才容易触景生情。与远观之景相对比映衬的，还有近观之物。接着写了“我”家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其实，这“枯草”与“老屋易主”有什么因果关系呢？实是把人物的自身感情寄托到景物身上去如此而已，并不是显示什么“故乡不故”的景象。如若认为，作品一起始就写了“故乡不故”，那怎么来理解紧接着写到的这一段话：“我的故乡本也如此”，“要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来没有什么好心绪”？“我”为什么那么急迫地“冒了严寒”回到故乡呢？有一段叙述作了回答，是为了“卖屋”，“永别这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熟识的故乡”。这就说明，“我”的悲凉的心绪是由于家境窘迫而产生，永别故乡而产生。
至于故乡的“美丽”，“佳处”，“我的故乡好得多”的根本缘由又在哪里呢？当母亲提及闰土，“我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于是清晰地回忆起少年时代的闰土，以及自己与这农民的孩子结识交往的欢乐情趣；最后这样写道：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部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
这就说明，“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深情地眷念故乡，都是由于故乡的人性美，人情美，是故乡人的“诚爱”之情使我迷醉。
对于“这一幅神异的图画”，更是不能等闲视之。“我”在少年时代与农民孩子结成好友，诚爱之情久久难忘，那完全是慈爱的母亲的良好教养所促成。后来，我出门在外二十余年，由于“我”是执意在探求知识分子正确的人生道路，寻找国家社会的光明前途。——这一思想意向在小说的结尾处，明白地得到显示：“想到希望”，“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这便成了路”！“我”所身体力行的，正是与下层劳动者“诚爱”相待，心心相连的“一气”之路。几十年经历生活的“幸苦辗转”而始终不悔，坚持走下去。在二十余年的经历，与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接触中，尤其是对“上流社会的堕落”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后，对比之下，总觉得还是下层劳动者最纯洁，最真诚，与农民结成的友情最真挚，最可贵。是在这样的思想感情丰富积累的基础上，那幅“神异的图画”才在心中凝结而成。
二人见面，闰土先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接着“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叫出“老爷”二字，在闰土心里认为是理当如此的，小时候的“一气”相交，哥弟相称，表现的活泼无邪的天性，“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而今长大成人，明白事理了，就应该叫“老爷”。“我”呢，这一声“老爷”，在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产生了与闰土相反的感情，认为小时候哥弟相称的纯真友情最可贵，最值得珍视，而且希望在“一气”的路上，“走的人”多起来。“老爷”二字是最令人痛惜的，它说明“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了。”为什么这“障壁”既是“可悲”又是“厚”的呢？可悲的是因为这种局面不是“诚爱”的双方所希望的，可贵的友情被“隔绝”，对双方都是痛心的事。“我”还深深知道，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封建制的长期统治，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各方面，几千年从来如此的传统习俗，多种因素造成的，是全社会，全民族的症结问题，不是“我”和闰土，不是少数人能够拆除改变的。即使是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障碍，要拆除它，抛弃它，也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鲁迅曾说过：“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而现在还少见。”（《集外集·俄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深知拆除“高墙”，即打破“厚障壁”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暂时无法着手，只好寄希望于未来。但他自己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拆墙的前期工作，准备工作，《故乡》就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
&bsp;&bsp;&bsp;在叙写“我”与闰土的见面中，也展现了闰土生活的困苦：一是他外形情神的委顿；二是他关于自己生活“非常难”的诉说。我们要看到，这些关于生活贫困的描绘，恰是用来显示“我”和母亲对他一片“诚爱”之心的难能可贵。母子二人明明知道生活的重担，将闰土压成了“木偶人”，对他的“诚爱”之情仍不变。同时，写生活“非常难”，也说明闰土对“我”及母亲仍保有“诚爱”之情，（譬如，“很想见一面”）该是多么值得珍贵的感情。更重要的，生活的贫困，也教示了人们清楚地知道“厚壁障”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被剥削的下层劳苦大众，正是由于生活贫困，往往容易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恩选集》52页）鲁迅也有类似这样的思想观点，他说：贫苦百姓“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的不得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可见，未曾得到先进世界观的指导之时，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人们，由于贫穷又没有获得识字教育的机会，是很容易接受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思想支配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我”的关于“可悲的厚障壁”的慨叹，既是愤怒的控诉，也是深刻的揭露！
&bsp;&bsp;&bsp;&bsp;小说的后一部分，即二人见面的高潮之后的转折和结尾，与开头部分相照应，写“我”：“带领全家离开故乡，也是乘船。通过“我”的感触联想思虑，使作品的题旨：“一气”、“隔绝”、“一气”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挥。通过“我”与侄儿宏儿的对话，进一步渲染“一气”：“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咧…”使我想到”“我们的后一辈还是一气。”“悲凉”的心中顿生一股暖流，使人们看到，即使在黑暗的旧社会，保有温爱、仁厚之心的人们，只要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就有平等的诚挚的交往，这种美好的，纯真的感情定会在中国土地上萌发，滋长起来，而且会一代一代相传下去：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在思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是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未经生活过的。
“我”看到两家的“后辈”能“一气”相交，心里是欣慰的；希望他们把这好品德传扬下去，不再“隔膜起来”不要像“我”这样“因为要一气”而“辛苦辗转”地“生活”着。——“我”正因为“要一气”，永远牢记着，恪守着，珍爱着，与下层劳动者的友情交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才那样经历着“辛苦辗转”的。这里面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反过来，如果“我”只求“救出自己”，只求个人或者一家人的温饱，安逸，这样苟且的生活下去，也许不至于如此的辛苦。要知道，这“救出自己”是易卜生的格言主张。《新青年》98年8月号，由胡适主编的“易卜生主义专号”，载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向国人宣扬了“救出自己”的主张。总之这“一气”之路是要坚持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明确认定了这是未来理想生活的重要内容，重要特征。这段思虑的话，不能笼统地理解为否定了“三种生活”；前一项，只是要排除避免“辛苦辗转”不是整个的否定。
&bsp;&bsp;&bsp;&bsp;然而，在那黑暗重重，禁锢等象“密封的铁屋子”一般的封建社会里，要走出一条与劳苦大众“一气”的路，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又进入了深重的思虑：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的
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偶像么？只是他的希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当“我”“想到希望”时，又“忽然害怕起来”。害怕什么？首先是害怕后一辈重走“被隔绝”之路；谁能料定，再过二十年，宏儿若能与水生重逢见面，不会出现一声“老爷！”的场面呢？反过来，闰土“崇拜偶像”，把命运寄托于神灵的保佑，本身是愚氓的，为什么说“他的的愿望切近”呢？因为闰土所盼望的，是自己一家能在神灵的庇护下，物质生活稍微过得好一些。这一愿望有时或多或少是能实现的；即使日子照样不好过，“非常难”，他心里也可能认为冥冥中有神力相助，否则境况会更悲苦。这样，祀神者的心中，也多少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说“他的愿望切近”。至于“我”呢，所抱的“愿望”是人与人之间“诚爱”相处，平等友善，尤其是被称为“老爷”，“少爷”的人与“泥巴腿”之间平等“一气”，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这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改造问题。要实现这一理想，要走这样的路，当时来说，是比较“茫然”的。——然而，这里必须认识到，“我”所说的，“害怕起来”，不是动摇畏缩，而是充分认识到要将之实现的困难与艰巨。“我”所说的“茫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思想上不明确”，或“感到有些朦胧”。就鲁迅自己来说，当时他对一些问题是认识得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只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改革，则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更快速奏效的手段，譬如：军事、经济、政治。鲁迅后来就说过“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十》)又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就在写作《故乡》之时，鲁迅也认定，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工作要“听将令”，要遵从“革命前驱”的命令。鲁迅知道，走“诚爱”之路，“一气”之路，的确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改革和革命的推进和实现。至于整个国家民族的革命改造，道路应该怎么走，早期的鲁迅是尚未看清的。正由于这样，所以说，“我的愿望茫然”。他又深知，在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国民精神的改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忽视或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前途凶多吉少的。
&bsp;&bsp;&bsp;&bsp;小说的结尾一段这样写道：
&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bsp;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
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bsp;原有的那一幅“神异的图画”破碎了，因为看到“后辈还是一气”，得到鼓舞，心中又升起了新的“神异的图画”。可见，要开辟新的人生道路，社会道路的心是坚定的。这里所说的地上的“路”，也就是“一气”之路，人与人之间“诚爱”平等相亲的路；不是仅仅局限在笼统的概念上的新的生活。不仅自己坚持走下去，“后辈”继续走下去，而且希望和坚信世上会有更多的人共同来开创这条路。结尾处的“我”终于从“悲凉”、“气闷”中抬起头来，作品的情调，转而为振奋、昂扬。
出身于仕宦之家的知识分子的“我”，能在思想感情上与贫苦农民保持“一气”，虽历尽“辛苦辗转”而毫不动摇，认定并深信必有更多的人走上这光明的新路。这样深远的眼光，高尚的品质，这种“韧”的求索精神是令人钦佩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过：“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故乡》中的“我”，就是生活在封建社会行将瓦解，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个有眼光，有抱负的，具有时代敏感性的知识分子，他在探索国家民族求解放的道路中，深深认识到中国国民应该发扬激励“诚和爱”，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辛劳不辞。他的思想行为，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新风尚，这是一个时代的新人形象，他所认定的道路实是全中国探求社会发展新路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故乡》的结句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国家社会未来的康庄大道，是许许多多认清了路的人勇敢地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前途，是要靠千千万万具有“诚和爱”之心的人共同来创造！
若要问：许许多多的人所认清的，开创的，该是什么样的路？这条路究竟是通向何方，会进入怎样的境界？小说通过生动的艺术描绘所显示和预告的，即是“一气”之路，拆除了“厚障壁”，人人诚爱相处，什么“上智”、“下愚”，“劳心”、“劳力”，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老爷”、奴仆，森严的贵贱等级差别，统统废除、肃清。就像鲁迅后来在《灯下漫笔》中（925年4月）所指出的，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即与以往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苦大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坟》）——从主题的深刻性、预见性、前瞻性来看，《故乡》是诏示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的一篇力作。恩格斯曾经这样赞扬过巴尔扎克，说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引自袁鹰《舷梯上的背影》文汇月刊，985年7期）我们认为，这一赞语，用在鲁迅身上也是很切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