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璇
都市圈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单元，也是加速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巨型引擎，决定着我国未来区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形态和总体走向
如何破解大城市病，成为舆论日益关注的焦点。
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安仁智库中心日前在京联合发布了国内外首部《加快发展大都市圈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
该报告为解决大城市病开出的“药方”是：加强都市圈的建设，走出“单体城市”的发展模式，避免其无序扩张发展成为“寡头城市”。大都市圈应有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
“城市是空间的产物，空间的规模决定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的空间规划则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因此，空间规划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至关重要。
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八个主要层级的空间规划，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乡村规划、小城镇规划、城市规划、大都市规划（与一般城市规划的区别是特别强调中心地位和国际化）、大都市区规划（与大都市规划不同的是比较侧重远郊区县和周边农村地区）、大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和湾区规划。
其中，与聚集优质生产要素的大都市相关的规划，如大都市规划、大都市区规划、大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和湾区规划，尤其被舆论重视。
作为这其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大都市圈规划备受瞩目。
刘士林说，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一股都是由小规模的单中心城市逐渐发展为由多组团构成的规模较大的多中心城市，现代大城市多由核心组团和外围组团构成。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仅由中心组团和外围组团构成的城市已无法满足城市空间扩展的要求，这时就会在已有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若干卫星城，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就可以说城市正式步入到都市圈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窗口期。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已进入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新阶段。”刘士林说。
“但与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圈相比，我国大都市圈尚未形成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大都市圈内部的城市层级、合作机制、协调发展等都尚未培育出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苏晓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成都都市圈的核心层人口总量最少、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才90%都集中在核心层。但都市圈紧密层、松散层的相关城市却仍然和众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有些还表现出典型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特征。
事实上，即便在国内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长三角地区，大都市圈的发展也面临新的考验。
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李鲁博士说，目前大都市圈大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导致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失衡和不协调。这不仅表现在中西部，也表现在上海。上海大都市圈内+6的城市体系中，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偏多，各城市的特色优势不明显，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先做好大都市圈，再做大城市群
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目前，我国的城市群规划已比较成熟。同时，由于近年来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强化，大都市的规划一般都会给周边农村地区一个重要位置，所以大都市规划实际上也已悄然演化為大都市区规划。
但是，这些规划尚无法弥补大都市圈规划的不足。
“都市圈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单元，也是加速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巨型引擎，决定着我国未来区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形态和总体走向。”刘士林说。
更重要的是，专家们认为，大都市圈是城市组团发展的最低层级，有助于引领大都市和大都市区开放发展，走出“单体城市”的发展模式，避免无序扩张发展成“寡头城市”。
目前，国内的一个典型现象是，一些都市圈的规划和建设思路还是在全力建设大都市。
比如在做国家中心城市规划时，有些城市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在拼“万亿元GDP”和加大中心城市集聚度上，所以在都市圈层面的规划发展上。真正的作为还不是很多，效果也不明显。
“在定位和方向上，大都市圈要避免走‘单体城市发展的老路子。”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王晓静说。
目前我国城市群规划建设速度比较快、铺的摊子比较大，一些城市群存在着集聚和辐射力下降的现象，而先把城市群中基础最好的大都市圈做强。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群的发展质量。
王晓静说，理想的大都市圈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体系，在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发展综合体。
我国一些大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失调，已经显示出对所在区域发展的不利影响。一些地区有时还会出现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例如各地区的外贸出口低价竞销等。加强理论研究是基础
除了上述问题，目前大都市圈多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因此国内都市圈还存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和不协调的问题。
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大都市圈发展的不足，源于多个方面。而其根源之一，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大都市圈的认识不足。
“相关概念的内涵和边界不够清楚，在实际的规划和建设中也带来诸多的不利和混乱。”刘士林说。
我国大都市圈概念的使用一直比较混乱和随意，并常常和“大都市”“大都市区”“城市群”混在一起。
刘士林建议，在借鉴西方都市圈研究和标准的基础上，参照我国大都市圈的理论研究和发展经验，应将大都市圈的空间规模设定在比城市群“小”和比大都市区“大”这样一个范围内。明确界定大都市圈的空间形态，有利于理顺其与下位规划和上位规划的对接与协调。
多位专家建议，要尽快启动关于大都市圈的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在这其中，大都市圈概念的界定和边界的确立，是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应通过完善大都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都市圈人才协同机制、强化规划制度保障等措施，提高我国大都市圈的整体发展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研究员说，促进大都市圈健康发展，重在强化规划制度保障，建立科学完善、动态调整的区域性统一规划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摄影爱好者在重庆渝中区的一栋高楼屋顶上拍摄重庆渝中半岛
文章来源于：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