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杰
抛开这次代码之争，中国企业在5G时代更有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并不需要用是否拿下Plr作为判断依据
74岁的柳传志怒了。
因为两年前的一次5G标准的技术性选择，联想集团被贴上“不爱国”，甚至“卖国”的标签。
984年，柳传志带着中科院计算机所名员工，在中关村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创立了联想。在联想34年的历史上，或许遭遇过无数艰难和质疑时刻，但从没有像这次一样，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尽管还是联想控股董事长，但柳传志实际上已经隐退幕后多年，尤其很少过问子公司联想集团的具体事务。但这一次，柳传志坐不住了。
208年5月6日上午，在“投票门”事件发酵近一周之后，柳传志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发表联名信《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如果几万名员工都不能让正气自保，我们还办什么企业，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
公开信中，柳传志的愤怒表露无遗，让这封公开信看起来更像一篇战斗檄文。“这封信是柳传志本人写的。”联想集团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确认。“这不是投票定胜负”
关于那场“投票”的零星话题最早出现在虎扑和知乎等社交平台。
“5G信道数据码投票，国内厂商集体站华为，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高通……结果，华为微弱劣势输了，没有成功拿下。联想的两票功不可没。”类似的话题，很快形成了一场舆论风暴，位于风暴中心的联想被指控为：因为联想的关键性两票投给了美国的高通公司，导致华为输了。
在亲历了会议全过程的联想集团5G业务负责人、副总裁黄莹看来，外界对这次争议最大的误解在于：这根本不是一次投票定胜负的简单过程，甚至都不能说是投票。
5G标准“投票”发生在由3GPP主办的行业会议上。3GPP成立于998年2月，多个电信标准组织伙伴签署了《第三代伙伴计划协议》，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通信领域有强大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影响力从2G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3GPP的参与者主要以公司为主，主要任务是为下一代移动通讯制定标准。”黄莹解释，参与制定5G标准的包括全球五六百家公司，不仅包含运营商，还包括手机厂商、工业互联网企业等。
但标准确定的过程，并不存在所谓的投票定输赢机制。3GPP的工作机制是：成员通过“提案”提出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某个议题由某家公司提出来的，如果其他公司同意这个方案，会把名字联署在方案后。不同方案的阵营之间，PK方案的优劣，对各种技术和商用问题进行争论。
面对意见分歧，3GPP采用的是古典的罗马式辩论方式：在3GPP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协商，甚至互相妥协，最终确定标准。
因此，每一项标准被通过的最终原则都是：不同阵营之间达成共识。在发表意见的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会逐渐地靠近，这就为互相妥协、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如果实在争持不下，会议主席会让大家进行表态，以了解各家公司的意向。但这个看上去很像投票的表态，并不直接对应和决定最终结果。
“这种意向表态的意义在于，了解各家公司的声音。如果表态一边倒，那很快就能达成共识。如果表态分歧很大，那还需要更多轮讨论和反馈，才能达成共识。”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技术战略与创新平台总经理王茜莺对媒体解释。86会议：联想未表态
整个5GMBB场景上编码标准的确定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三次会议。由于3GPP是非常公开透明的行业组织，所有的会议记录都在官网有据可查。因此，要还原事实过程，并不困难。
206年8月22426日，3GPP第一次重要的5G编码会议在瑞典哥德堡举行，叫RAN#86会议。所谓RAN，是工作小组的代称。
这次会议，实际上只是预讨论。根据这次会议记录，中国的中兴、VIVO、OPPO、小米等公司，和高通、三星、诺基亚等公司共同支持了一个提案：数据信道应该用LDPC编码。
而华为以及华为旗下的海思、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德国电信等则提出另一套方案：让Plr作为数据信道一项候选的编码方案。
而LG、愛立信等公司则提议，Turb码也得考虑进5G编码。
在这次会议中，联想和旗下的摩托罗拉，都没有就方案进行表态。
LDPC码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加拉格在962年提出的，直到996年才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后来，LDPC码被WF标准采纳。正是高通将LDPC码正式推向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如今已经有20多年历史。
极化码（PlrCd）是土耳其比尔肯大学教授埃达尔阿利坎在2008年提出的，2009年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Plr码作为编码新星，在终端应用方面缺乏更多验证。
Turb编码如今在3G、4G使用，但在5G上，很难满足5G对网络的苛刻要求。
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在会议的结论中写道，数据编码方案在下次会议RAN#86bs解决。会方建议，业界公司去积极分析比较，多给细节，帮助做出最后决定。86b会议：联想的2票决定结果了吗？
两个月之后，206年0月0-4日，第二次会议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被称为86b会议，会议主题仍然是讨论数据信道的编码。
这次会议是争论最激烈的一次。在外行人看来，这像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冗长会议，但对参会者来说，这是一场在会前就已经开始的利益博弈。
新的方案不断出现，主席不断地把方案投在屏幕上，反对者用各种技术上的理由告诉主席他们为什么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黄莹回忆，争论经常持续一整天，从早上持续到次日凌晨。这样的马拉松式讨论，其实让很多人都吃不消。最夸张的一次，讨论到了凌晨三点。
86b会议，前后进行了三轮表态，可见其焦灼程度。
第一轮，高通、三星、联想、上海贝尔等29家企业支持LDPC方案，华为、中兴、中国电信等27家企业支持Plr方案。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在第一次会议中表态支持LDPC方案的小米、OPPO、VIVO等企业，都改变了态度，选择支持华为牵头的Plr方案。
正是这一轮表态，让联想备受指摘。很显然，在支持LDPC方案的众多欧美日韩公司名单中，联想是为数很少的中国公司之一，非常扎眼。
指责联想的声音认为，正是因为联想和摩托罗拉的2票，投给了美国公司高通牵头的LDPC方案，所以导致华为牵头的Plr方案没有胜出。假设联想的2票投给了Plr，那么华为将赢得这次标准。
联想集团副总裁黄莹在媒体见面会上特别澄清，联想的这“2票”，并没有决定结果。因为29比27，说明方案分歧仍然巨大，于是会议主席决定，让参会公司提出新的方案，再进行讨论，“如果是票数决定制，那LDPC方案获得了29票，直接就可决定结果，根本不可能进入下一轮。”
会议进入第二轮后，产生了新的“游戏规则”：会议主席提问，数据信道应该用几种编码方案？
于是，在参会公司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就是数据信道的选择中出现了长短码的区别。
在这一轮中，出现了四个阵营。
支持长短码仅用LDPC方案的，包括爱立信、索尼、三星、高通、联想和摩托罗拉等。
支持Turb+LDPC方案的还是LG、富士通等少数几家公司。
而支持LDPC+Plr方案的则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了中兴、酷派、小米等绝大多数中国企业。
支持长短码仅用Plr方案的，只有华为一家。容易被外界忽视的是，甚至参会的华为旗下一家终端公司，也没有支持这一方案。“编码对终端产品会有很大影响，因此很多表态，其实是按照大家是终端厂商，还是运营商来形成有倾向性的表态阵营。”联想集团副总裁王茜莺对媒体解释。
面对4个阵营的结果，会议主席仍然认为没有达成共识，于是又搞了第三輪表态。但这一轮表态，采取的是“反向表决”，也就是不投“赞成”，而表态“反对”。
这次反向表决的结果是，对于LDPC作为长码都没有异议。
“这个时候所有公司，包括华为、华为终端，所有的中国公司，其他国家的公司都认为LDPC作为长码技术上可行，大家认同。”黄莹回忆，会议主席决定，长码就此确定用LDPC，而数字信道短码和控制信道编码，在下一次87次会议上一定要做出一个决策来，不能再拖到88次会议了，“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大家都累得不行。”
尽管里斯本会议冗长而焦灼，但可以看出，联想的表态，对会议的最终结果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
但联想为什么会和大多数中国公司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令外界最费解之处。
“联想集团基于自身前期技术和专利储备，选择了LDPC技术方案。”柳传志在公开信中，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而在媒体见面会上，黄莹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LDPC方案更加成熟，已经运用了20多年，而且联想和旗下的摩托罗拉已经有了一些专利积累，但在Plr码上没有专利。
“我们对于LDPC的技术可靠性、成熟度很熟悉，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手机或者其他厂商的手机已经开始用了，比较信任。而Plr在当时投票的时候没有真正被商用过。如果要把手机做得可靠性强，我当然会选择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黄莹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联想最初支持长短码都用LDPC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数据信道要是采用两个码，将来的终端产品，比如手机，里面就要放两块芯片，这样不仅会增加成本，更加耗电。87会议：联想为什么改变阵营了？
206年月4～8日，87会议在希腊雅典举行。
在前一次会议上，长码标准已经尘埃落定，而数据信道短码和控制信道编码成为博弈的焦点。
根据会议记录，在控制信道编码上，华为等55家公司提议控制信道编码用Plr码，联想同样表示了支持。只有LG、高通等五家公司提议用TBCC码。但这是一个很小的分歧，各公司很快达成共识，3GPP会议决定，控制信道编码用Plr码。
而在数据信道短码的争夺上，分歧依然巨大。
华为组织起了55家公司的阵营，要求“短码用Plr”，这一次，联想和摩托罗拉都支持了华为。而三星则牵头组织起了3家阵营，要求“短码也用LDPC”。
“网传高通是LDPC的主推手，其实不是这样的。在3GPP会议上，三星才是主要牵头人。”王茜莺对媒体解释，因此舆论把争论解读为代表美国的高通和代表中国的华为之争，也是一种误解。
从票数上看，华为阵营55票对三星阵营的3票，如果按照票数决定制，华为将赢得短码之争。但3GPP会议的逻辑并非如此。
“虽然看上去这个比例很悬殊，如果按照投票思维来看，Plr作为短码就赢了吧？其实会议主席不这么认为，因为很多公司还是强烈反对，主席认为这个事情不能往下走。”黄莹回忆，这次会又是开到了凌晨3点，在最后时刻，双方做了某种程度的谈判和妥协，都同意短码还是用LDPC。“并不是因为票数的原因，而是因为大家各种各样的技术讨论，谈判，妥协，最后选择了LDPC。”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上，联想在数据信道短码和控制信道编码上，都支持了华为阵营的Plr方案。
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联想会调转方向，支持华为方案？也是外界好奇之处。
柳传志在公开信中给出这样的解释：“在第二轮（RANI#87）投票时，我们综合考虑国家整体产业合作、创新与发展，坚决选择了联想之前没有太多技术积累的Plr码方案。”
黄莹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联想做出这个改变，事前是和华为有过沟通的。“公司和公司之间沟通是很常见的，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提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不同阵营之间的公司也要频繁在私下沟通，“更多是私下交流，了解你的底线在哪里，我的底线在哪里。”
全程参与编码方案讨论的台湾联发科技代表吴威德曾对媒体回忆：讨论一度陷入僵持，最关键的决胜点就是要能够说服大部分重要的运营商。而华为的动员非常给力，说服了很多企业、运营商，特别是得到了中国移动的支持，最终各方的团结达到了一个足以匹敌对手的局面，最终拿下了控制信道编码。
黄莹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联想做出支持华为的决定，是由公司高层最终拍板决定的。
不过，这个选择，意味着联想要做出一定自我牺牲。毕竟，联想在Plr上没有专利积累，这不仅代表未来可能要支付更多专利费，而且相关研究也要重新起步。警惕技术标签化
在黄莹看来，各公司的投票，主要是从公司利益出发。“还是以公司为单位，看公司的话语权，以实力说话，比如高通、华为、三星等，他们在会上有很多提案。”
在他看来，以高通和英特尔为例，并没有因为都是美国公司而总是站在一起，“他们也是今天和你好，明天和他好。”
“我们不要陷入一个误区，中国企业一定要支持中国标准。但哪个标准可以说完全是中国的？实际哪个都不是。”电信行业资深分析师付亮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和3G时代有很大的区别。
在3G时代，3GPP推出了多个标准：以欧洲厂商为主要支持者的W-CDMA、由美国高通北美公司为主导提出CDMA2000和由中国独自制定的TD-SCDMA。后来，因特尔公司又主导推出了WMAX。
“看上去是代表了不同国家的标准，但实际是3GPP为了妥协，通过不同标准，让各自去市场验证。”付亮说。但到了5G时代，这种方式不行了，大家希望向一个标准靠拢，“那這个标准一定是全球的，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欧洲的。”
作为联想5G业务负责人，并且亲历了两年前的几次会议，黄莹对最近事态的发展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变成政治化、标签化了。”
事实上，在206年的87会议之后，华为拿下控制信道编码的消息传回国内，同样引发了一波标签化的解读高潮，“华为碾压高通拿下5G时代！”等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在自媒体上传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事方华为却反应冷静。“标准并不是我们牵头，也远远没有到主导这一步。”华为公关部门在206年回应深圳媒体时表示，华为尚且无法“碾压”高通，更何况是“引领5G时代”。
在华为看来，谈判过程异常艰难，舆论的夸大之词容易给中国企业树敌，加剧后续谈判的困难。
“在这种标准制定会议上，一个国家的企业抱团，实际上利弊都有。”付亮认为，当在说这是某个国家标准的时候，实际在排外，“不管哪个标准，留到最后的一定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别人为什么支持你的方案？是因为他也在研究你的技术，跟踪技术的进步，进行投入进行研发。”
在付亮看来，谁的支持者最多，恰恰说明，这个技术方案是最全球化的。
事实上，业内不少专家表示，不同企业在不同技术上的布局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一般主要的大公司对所有的码都是有所准备的，高通内部有针对Plr码的研究专家，华为对，DPC码也一直有关注和研发。
抛开这次代码之争，在黄莹看来，中国企业在5G时代更有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并不需要拿是否拿下Plr作为判断依据。
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