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苑婷李艾霖
方文山曾评价自己是勤奋型选手，这话没错。微微颔首，礼貌微笑，西装笔挺，比起叱咤流行音乐圈的词作者，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他更像一个正经的上班族。
放松，洒脱，桀骜，这些以丰盈为底色的词和他相去甚远，相反，他说他的安全感来源于秩序、规则与勤勉。他的奋斗故事已经被无数次叙说：一个普通中下层家庭的台湾孩子，前三十年的人生都是劳动阶层的版本——小时候为补贴家中生计捡过废铁、端过盘子、送报纸外卖，上学时成绩不好不坏，上职业学校学电子专业，到年龄后入伍当通讯兵，退伍后做过货车司机、安装管线工人……
文字天赋和积累自然是有的，回想起来，他白认为创造力体现在写作文时故意离题的离经叛道。才华盖世么？倒也不至于。与才能相比，他的意志力比一般人更可怕——比如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放不下文字的执着，哪怕是一次大学演讲也会花比演讲费高两倍的钱买参考书做功课的吃苦劲。当通讯兵时去部队文刊室读历史书、写剧本和歌词，退伍后有了当电影编剧的念头，去台北报编剧班，白天打工夜里学习。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业渐渐不景气，他转向唱片业，随身带着歌词本，不到一年写了近百首歌词，自己整理打印了一本“歌词大全00首”——与其说是歌词本，它更像一册歌词典，目录以一字部、二字部等分类索引，标注出韵脚、涉及各种流行歌曲常见主题。再后来的故事更为人熟悉，投稿、两个月的等待，999年的某个深夜，他等到了吴宗宪的电话。
一步步从草根闯到如今的地位，他的人生叙事是典型的成功学范本，以个人奋斗完成阶层跃迁的励志故事。在自传体励志文集《亲爱的，我们活在最好的年代》里，他的布道欲望无所遁形，以至于豆瓣上有不少读者感到幻灭：这是写出《东风破》《青花瓷》《爱在西元前》《印第安老斑鸠》……的词作者吗？
“方文山你还是去写词吧”和“方文山你赶紧写词吧”两句话频繁出现在与他相关的热点事件下。前者表达的是才能错用的惋惜，比如看过他的自传励志文集后，又比如在他的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上映后；后者表达的是恨铁不成钢的督促，比如在他热衷的汉服推广活动微博下，又比如在周杰伦的新歌歌词不尽如人意时。
年轻时，骑摩托车的方文山（前）
粉丝耳提面命的背后是肯定，尽管肯定的这一面局限于歌词创作，甚至仅仅被窄化提炼成“中国风”。他在公开演讲时说，中国风只占他歌词创作的六分之一，而在歌词之外，他如今同样甚至更热忱的事业是推广汉服和书法等传统文化、素颜韵脚诗、筹备电影及网劇、微型建筑制作与展览。这些趣味一度让他有些贪心，在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里，他把剩下六分之五的方文山全部放了进去。
因为这聚焦六分之一的光，剩下六分之五的人生哪怕未被全然打亮，也受到了余光恩惠。这是成名的得与失，他选择看到自己的“得”，不带困惑与纠结——大众需要标签，他就甘之如饴。“没人找我写闽南语歌”
人物周刊：你父辈是从江西赣州迁到台湾的，不知你小时候的母语是什么？
方文山：是闽南语。爷爷那代会讲赣州的客语，我爸能听懂，到我们这辈没有那个环境，我只是会讲一句（客语）。
人物周刊：这是什么意思？
方文山：这个孩子骂都骂不听。可能爷爷辈会这样讲话。
人物周刊：讲闽南语对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影响吗？
方文山：它是一个族群内部通用语，会有一种亲切感。讲闽南语就是家乡人啊，家乡是很扎实的那种草根的生活样态，亲切感跟草根的情感，我觉得多少是有的。
人物周刊：其实你还是很重视草根那部分的自己？
方文山：还是有。成长教育对一个人的人格塑定，最主要的一个区块，你的人格设定在成长时期，青少年或者小学，已经塑形了。所以，你会对这样的文化语言有某种程度的亲切感，或是认同感，还是想为它做事情。但没有那个环境，所以我闽南词的歌词写得很少。
人物周刊：你第一首是《落雨声》跟周杰伦合作的闽南语歌。
方文山：很少，不到十首吧。
人物周刊：想有条件做吗？
方文山：没人找我写啊，他们可能觉得我不擅长写，或者很少写。而且市场小到……在台湾闽南语受众很小，可能比客家好一点，没有市场供需与回响，那样的语言，就不能在这个产业占有一定比例。很难。
人物周刊：你写闽南语歌，跟写普通话歌词相比，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方文山：差异很大。闽南语有个缺点，它的语言形态还停留在农业时期。词汇只要是现代语就接轨不上，你说互联网，怎么用闽南语讲？真空管、电晶体、太空梭？据我的观察，只有粤语与时俱进，因为香港学校用粤语上课，他们会直接找相对应的词汇来更新。粤语之外，所有的不管是客家话、赣语、闽南语、上海话，任何地方的方言，只要接触到现在的词语，都得转成普通话讲，没有相对应的。所以，写歌词很受限，词汇的选择感不强。这没办法。
方文山导演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剧照
人物周刊：你的定位是更偏大众化的？
方文山：应该说选择多，回响大，你的成就感还有影响层面（都更大）。这样子去创作也是歌手的希望，或是唱片公司的规划。它不可能投了00万、200万，让你唱一个地方语言，受众群就3%、5%。一定要整个环境、整个生态配合，方言创作才能跟普通话更加相近，否则先天条件不好，它配套产业是缺乏的，很难茁壮到体系。
“这个行业在镁光灯聚焦下被偶像化了”
人物周刊：中国风的标签之外，有更多“方文山”？
方文山：对，有。可是你要想回来，社会竞争太激烈了，你有一两项特质，有一两项创作领域被人家注意，就很幸福了，因为这种注意你可以延伸做别的事情，不用心里不服气说，中国风可能只占我创作的六分之一，我还有其他六分之五的事情可以做、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就是贪心了。
社会竞争很激烈，每个人专业能力、专业素养、才能，是属于不公平的竞争。只是有时候你运气比较好，摆在对的平台、把握机会，持之以恒去研究经营自己。认定了方文山等于中国风，给我一个曝光平台，再从这个基础上做别的事情给你看，這是好事。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人物周刊：那你一开始没有这种标签作为竞争力的时候，会焦虑吗？比如说我其实非常想要拥有这样的标签，会害怕自己没有在竞争场当中脱颖而出。
方文山：会。你想要创作就是想发表，跟这个世界对话，想让人家了解你的想法，透过歌词这样一个媒介，跟世界沟通。你当然会焦虑说，那人家认同不认同，回响大不大，这样的回响对你继续走有没有意义。
人物周刊：自己最感到焦虑的时候是什么样？
方文山：跟宪哥签歌词经纪约之后，整整一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大家网络上看到那个故事，我毛遂自荐写了一百首歌词，装订一百本，寄到各个唱片公司。后来宪哥打电话给我，我就进去了，以为否极泰来衣锦还乡了，没有，只是证明一点，你平常自己在家写的那个，被音乐圈注意到，好像具备了歌词的某种条件，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签约之后整整一年，没有任何收入，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完全没有。
人物周刊：其实也是在竞争的环境下的。
方文山：对，那个竞争是合理的。要跟一些有志于流行或者创作这个行业的人建立一个观念，不管是演员、歌手，甚至词曲作者或导演，这些行业在镁光灯聚焦下被偶像化了。你说我想当导演，我要写歌，人家会觉得还蛮酷的，不管你做不做得到。
这些行业成功之后，利润是一般上班族的十倍、一百倍。所以同理，你的风险应该是一般上班族的十倍、一百倍，这才合理。一个歌手可以上香港开演唱会，就代表还有十个在等，十个在等代表有一百个在筹备、一千个在想，但只有一个可以唱、可以巡回。那就合理了，那就公平了，因为竞争是千分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圈子的年轻朋友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本身你就要忍受十倍、一百倍的挫折。我朋友做类似水电工的工作，我发表一首歌之后收入可能是他一个月的薪水，我凭什么？我进来的时候一年没有收入，可是我可以熬，可以待下来，到第二年收入跟他们差一点，第三年好过他们，四五六数倍于他们，这是一开始熬得住。
人物周刊：你没有想过，万一你没有熬出头、成为另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怎么办？
方文山：如果当初我没有进入唱片公司，没有跟周杰伦搭配，我还是会从事文字工作，只是说人生的跑道没有那么快转弯，还在耕耘，还是在爬文字。万一不行，我在台北上了编剧班，有编导证，现在可能是某一个影视的编剧。
人物周刊：也可以接受自己过普通人的生活？
方文山：可以。
人物周刊：有没有差一点想要放弃的时候？
方文山：没有。
人物周刊：一点都没有吗？
方文山：一点没有，在喜欢的事情上遭受挫折，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你今天在金融公司上班，可你根本不喜欢金融，那你遭受的挫折就很挫折了，基本上你不想待在那个圈子嘛。可我今天待在流行音乐、创作圈，起码还在这里面遭受挫折，而不是在外边，你已经进来了。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这样看，去面对它就没有太困难。多重身份
人物周刊：听刚才这段话感觉像在看你写的《亲爱的，我们活在最好的年代》那本书。
方文山：对对对，那本书就是这个语气，我们活在有选择权的年代，是真的。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自己价值观的传导欲望非常强，有时会盖过作品本身？
方文山：这倒不会。我跟人家聊天，谈理论谈想法很理性，可创作很感性，我不认为它会冲突。对我来讲，没有混淆，不会混淆。
人物周刊：拍完第一部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你对自己处女作评价怎么样？
方文山：可能只有65分而已。第一，筹备期很仓促。第二，那时候我心里的态度，就觉得说这部电影可以让我当作一个短期影像速成班。所谓速成班是你跟着一部电影，从剧本、分场、对白、演员遴选、视角、造型、化妆、灯光、美术、造景、剪辑、后制、调音、调光、配乐，全部跟了，两个月密集的训练，这有什么不好？就算挫折了，电影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可收获是自己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人物周刊：整个过程是导演经验的积累。
方文山：对。每个环节你都走了一圈了。
人物周刊：对作品本身呢？
方文山：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金马奖报名的时候，电影公司为了赶快报名，我们是用没有调光、没有细修的毛片去报名，所以根本连入围都没有。可那个片如果调光、修音、配乐了去报名，我自己认为，它一定能入围当年的最佳电影主题曲。没有一个电影主题曲跟歌曲这么契合，词曲唱都很OK，这是最大的遗憾。
人物周刊：我看了电影，觉得它是你所有美学趣味的共同呈现，包括汉服、书法、摄影、绘画、文字、韵脚诗，每一个元素都有。
方文山：也有贪心，我觉得应该聚焦。已经过去了，我也学到很多，已经很好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在拍一个新的网络剧？
方文山：还没，在筹备。
人物周刊：方文山一下子为自己找了这么多身份，会害怕大家这样说吗？
方文山：我觉得不会，它只是换了一个媒介说故事，你本来是用文字，现在用影像，说故事比较彻底，比较淋漓尽致，比较过瘾，比较完整。一首歌才五分钟，里面人物可以有伏笔、性格转换吗？不行，它就是画面感，就是情绪。如果你要完整地交待故事，还是要靠影像。
人物周刊：你擅长营造画面感，想知道你思考世界的方式是不是画面式的？
方文山：没错，我创作歌词或者韵脚词，画面感会主打，主打文字的结构。画面感很迷人呐，你存在一个空间才能捕捉到那个画而感，故事在流动才有画面感，它是具象的。我对美这个议题，有自己的偏执。文字应该要有画面感，歌词、诗也要画面感，画面感会经营出文字的结构，会有一个调性，所以我写歌词都会酝酿一个画面，让听歌的人知道，你在哪个时空背景伤心或开心，跟谁在一起。
人物周刊：对美的偏执，具体指的是？
方文山：应该是一种……色调。美一定要有一个色调，在人身上可能是气质，在城市身上就是氛围吧。那个色调有时你没办法用具象形容，可是你自身在那个空间就可以感受。我文字有在追求这个，将来拍影片也会追求。
人物周刊：会不会有可能对美的色调追求，会影响作为电影核心的故事？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取舍？
方文山：有可能，所以自己要避免。你是在讲故事还是在讲色调，还是在讲节奏，还是在讲价值观？你自己要搞清楚。这是一个课题。终归来讲，电影还是讲故事，除非你不想给人家看。“我不喜欢找不到分类的美”
人物周刊：在歌词之外，你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兴趣，影视、建筑、服饰、韵脚诗，也有做微型建筑的展览。所有这些不同的兴趣，你有感觉到什么相同点吗？
方文山：美学调性跟文化符号都很相同。我喜欢美学调性相同的，不只是中国风或古典，像希腊那种渗透蓝绿白的建筑，我也很喜欢。你讲到的微型建筑、中国风创作、汉服、书法，会得出一个结果，它们每个调性都是比较笼统的，都是有一个范围。我不喜欢找不到归类、找不到分类的美，比方现在这个场景（用手指了指接受采访的会议场地），它的美没有调性。
人物周刊：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分类。你的书里，陈绮贞评价你是用星星来分类世界的人。我非常好奇，这是什么意思？
方文山：我不知道她的观察是怎么来的。（是星座吗？环知道，通常星座只是朋友间聊天的话题，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我认为不是特别科学。比如我把作家名册全部换算成星座，想找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曲线，可是找不到。她的观察可能属于她的直觉，我没去问。
左：2008年7月5日，第9届台湾金曲奖，方文山（右）凭僧《青花瓷》获得最佳作词人奖，罗大佑（左）和张震岳（中）为他颁奖
右：多年前，方文山（右）与周杰伦在日本东京某神社，墙上的书法作品是日本国小五六年级学生的作品
确实我想把事情理出秩序，一个结构、一个区块，所以你看我喜欢的那些东西，都是有系统、可以归类的。我写的韵脚诗也是一样。会强调有韵脚的节奏，它的重点放在最后一句，让你越读越有节奏感，最后就驚喜和颠覆。所以，我写韵脚诗或者做微型村庄、汉服、书法、中国风的歌词，说实在的有一致性可以被归类到一种调性、存在于我喜欢的领域里面。强迫症。
人物周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调性吗，面对不整洁、混乱，一定要整理？
方文山：我就是极端吧，要不混乱到不行、东西乱摆，要就干脆收干净啦。
人物周刊：—般来说收干净的概率大还是弄乱的概率大？
方文山：弄乱的概率比较大。（笑）
人物周刊：小时候会有一定要把东西分类的习惯甚至是怪癖吗？
方文山：会，可能是色彩吧。去把它进行分类，就无意识的。比如说橘色、红色、粉红色应该放在一起。甚至种子，喂鸟类吃的种子，像绿豆、黄豆、谷类、大麦。
人物周刊：把每一种不同的豆类分开？
方文山：对。这边是绿豆，那边是黄豆，那边是小麦。几岁的时候吧，当作游戏，无意识的。
文章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