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梦
摘要：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玄学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亦甚为复杂。就思想史的发展趋势而言，它是从儒家经学向道家玄学的发展；从学术思想史看，它是从重实证向重义理、重思辨的方向发展；而从其现实根源看，它又是从重个性、重感情、重欲望的风气出现以来，社会生活中提出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做出理论的回答。在这种种因素的交错中，玄学于是产生、发展、以致形成潮流。
关键词：玄学；士人心态；“有”与“无”
那么，何谓“魏晋玄学”？“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我国最早出现“形而上”一词是《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魏晋时一般常把“玄学”称为“玄远之学”。“玄学”把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作为中心课题，要为政治人伦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而进入本体论问题的讨论。“玄远”在当时或有二义：说阮籍“言及玄远”，则指远离“事务”（世事），仍属政治人伦方面；而说荀粲“尚玄远”，则指远离“事物”，则属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虽然这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但意义则不相同。
从史料看，正式谈论玄学问题的是荀粲。《荀粲别传》说他的谈论“善玄远”。但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给“魏晋玄学”作一个简明地说明，可以这样表述：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事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玄学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刺激了人的独立意识，并使人们从世俗的观念与儒家的功利价值观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风尚。玄思妙解，往往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他们从中领悟生之乐趣。这也是与建安士人不同的地方。建安士人，往往悲歌慷慨，于悲歌慷慨中得到感情的满足；而正始人士，则于玄思冥想中领悟人生。对待名教与自然的不同态度，深刻影响了其时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这些，都这样那样地反映到他们的心态上来。对于这时士人心态的影响，除了玄风之外，还有政局。然而政局的影响又常常与玄风的影响纠结在一起。这时政局的发展，主要是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力争夺。这场权力的争夺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终始。
正始年间谈玄涉及的理论问题，亦相当广泛。从现在存留的思想资料看，有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公私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等。王弼作为正始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探究世界现象背后的本质，主要探讨以下五个范畴的理论问题：本末有无、动与静、言与意、性与情、自然与名教。此篇文章具体说一下其中的本末有无这个问题。王弼的《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其核心思想是探索现象界背后的真实本性，作为世界本性的“道”，是绝对的“无”，用“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道”是超言绝象不可名状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认识的得对象，只有“与道同体”的圣人才能把握。相对于汉代以道为本、以经为本的政教实用主义思路，王弼的人本思路可以表达为本末同一思路，即本体道和具体道具有同一性，王弼既以无为本又以无为用，本末同一、体用如一，其“无”本用于反思具体万有之“末”。王弼解老子属于真正的本体解释，即着力从本体论的角度解释老子的根本观念与思路。不仅从哲学的高度开拓了六朝人的思路和视界，而且从本体高度消解了以前各种不同经典解释目标与倾向之间的抵牾，有助于那些原典中固有或由解释者阐发而来的种种闪耀着人文色彩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理想追求都进入六朝人的生活和心灵，推动了人们的自觉。关于本末有无的说法我还想说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裴頠，他是西晋著名的哲学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玄学的鼎盛时期，在他的重要著作《崇有論》，其文约丰富，逻辑严密，其核心思想就是本末有无，意在说明崇有论高于贵无论，崇有论应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其优点是直接就社会存在说明社会存在，试图以道家的以“有”作为最高范畴引申出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内圣外王之道，这就突破了传统思维的天人感应、神鬼学说。裴頠总括了万有的“道”不是虚无的，根据万物的不同形象可以分为不同类别，认为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王弼的本末有无主要是贵无论，而裴頠的主要是崇有论，因为裴頠的《崇有论》囿于篇幅，缺乏具体的说明和充分论证，从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水平程度来看，就会显得晦涩难懂。并且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仅仅在理论上探索开拓一个新境界，就显得很无力。王弼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让人们接受。
参考文献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
[3]胡海王弼玄学的人文智慧[C]人民出版社
[4]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
[5]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C]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文章来源于：世界家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