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上，各领域与互联网技术相互融合的结果。就政治领域而言，“互联网+”既有推动政治进步的积极作用，也有增添执政风险的消极影响，如：使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着信息控制困难、舆论引导弱化和执政基础不稳等执政风险。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必须加强网络信息管控、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巩固加强执政基础等。
[关键词]“互联网+”；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防范；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杨倩倩（993-），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06-803（208）03-0058-02
20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决定推行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共产党在“互联网+”背景下，势必会面临着重重风险考验，需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一、执政风险
在“互联网+”背景下，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信息控制困难，危及国家主权
作为一种通信技术，互联网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与国别限制，拉近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信息共享。一方面，它的自由开放性帮助个人向世界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偏好。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你是手握大权的高官、功成名就的商人、享誉中外的学者，还是出身卑微的农民工、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平凡普通的大学生，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个pd或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公开发布、评论某一事件或转载自己感兴趣的讯息，供世人浏览。这种言论自由与身份隐秘的特點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感和不安全感。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人们在虚拟世界可以任性而为，为国家的信息管理工作带来颇多障碍。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快速与便捷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使各类消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至世界的每个角落。它的内容碎片化与对象开放性、传播即时性等特点更不利于政府部门有效并及时地作出适当反应。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任何消息（特别是坏消息）在互联网上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到达无法管控的地步。从国际上看，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使国外信息肆意流入，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辟了干涉他国内政和破坏他国主权的捷径。自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部分西方国家一直视我国为“眼中钉”，企图颠覆我国国家主权。其中，以美国等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倡导者一直利用微博平台、黑客技术等向中国人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散播有损我国主权安全的不实言论，使我国的主权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是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考验。
（二）舆论引导弱化，削弱政治权威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前，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在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中、领导人的发言中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中都有充分体现。可见，党长期引领舆论风向并牢牢把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着国内原有的主流价值观。人们不再一味地全盘接受执政党的单方阐释，开始倾听各种声音，对党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忠诚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地位也伴随着这一冲击过程日益下降，自身的权威性也被削弱不少。中国作为世界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与他国广泛建交，他国纷纷来华设立大使馆。这些国家正在借助社交软件向我国民众内部渗透各种不利于我国稳定发展的思想和言论，例如：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开通了中文微博，利用微博介绍本国的风土人情、宣传遵循的价值标准和评论我国的社会问题等，其实质是以一种隐性的、间接的方式融入我国的舆论环境，以期达到打消我国民众的向心力和瓦解党对社会舆论的绝对领导权的目的。由此可见，这些国家在将来也会利用网络之便抢占他国的舆论制高点、掌控他国的舆论走向。这是我国不得不提防的风险之一。另外，由于信息监管不力，网络上恶意中伤党权威形象的各种虚假消息、低俗言论经人为煽动愈演愈烈，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三）执政基础不稳，破坏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就可能会引起不满，进而出现一些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在“互联网+”时代下，更是加大了这一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过互联网搭建起的各种社交软件，使现有的工农阶级分化，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网民。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67亿。从网民自身来讲，在现实中受羞耻感或是求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那些被隐藏在深处的利益诉求或是个人偏好可能会在相对自由的网络空间得到释放。这种情况下，原来的部分支持者也许会站到党的对立面，而且这些反对者也极有可能利用网络集结势力对抗政府，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扰乱社会秩序等。从网络技术的发展来看，大大节省了政治参与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方便公民利用碎片时间了解政府咨讯、参与公共决策等，为人们开通了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新道路。但是，恰恰因为这个优势造成民众参与热情过分高涨、网络执政参与过度饱和的失控局面。正如亨廷顿曾提出那个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①。若一国制度化程度不高、政治发展水平不足与政治参与水平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必定会造成动乱、形成政治合法性危机。除此之外，我国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关键期，经济、政治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极有可能会被网络媒体放大、激化，甚至酿成重大事件，破坏社会稳定。二、防范措施
实践证明，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的今天，需要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此，针对上述执政风险，提出以下三点防范措施：
（一）完善网络信息管控，维护国家安全
“互联网+”时代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强世界联系的同时，也有侵犯他国主权的一面。它的开放性与离散性等特点使信息安全成为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紧密相关的重要因素，所以完善网络信息管控成为抵御中共执政风险的必然选择。首先，要强化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树立信息安全意识观。进入“互联网+”以来，党的执政风险早已从现实空间转至网络空间，如果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整个国家也就陷入危险境地。因此，新时代下，不仅要保护国家的疆域安全，也要保卫国家的信息安全。其次，要革新网络信息管控技术。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科技相对发达的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的现有状况及创新之处。研制、发明水平更高的信息过滤技术，严格把控信息源的进入“关卡”，严禁垃圾信息、虚假消息的进入网络空间；完善信息监测保障制度，如安装防火墙、特定程序加密等，对网络实时信息进行动态跟踪和分析，一旦发现有污秽信息、宗教邪说及境外敌对势力煽动国内民众闹事言论等入侵网络空间等，立刻采取措施、遏制其继续传播和蔓延。最后，要建立自主的信息保护技术。当前党面临诸多网络执政，其原因之一是我国没有掌握自主权，许多核心技术仍需要从西方引入，为其侵犯我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积极研发自己的信息操作技术，建立属于自己的防范体系，完善网络信息管控，维护国家安全。
（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政治权威
意识形态是一国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武器。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直接表明了民众是否维护党的中央权威，也决定了党是否具有合法性地位。在价值观念多元化、各种思潮强力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党必须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牢牢把握网络舆论领导权与主动权。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武装头脑并引导舆论风向，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接纳各种“声音”。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促进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也要注意防范反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攻击。善于运用新技术，探索建立关于执政内容的大数据库，让政策、思想宣传的阵地由传统的新闻广播、党校学报迁至网络平台，开通政务微信微博、门户网站等，确保党的执政思想、价值理念都能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进而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最重要的是，加强党与网民的联系，建立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以往的单向传播方式，在互动的过程中传播正向的舆论信息。同时，选择那些在群众中有威望、与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充当网络意见领袖，深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网民的影响力，主动传播党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党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形象。
（三）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确保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取利益的政党。执政基础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是党的执政行为未能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所以，筑牢执政基础的第一步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改善国民生活，这也是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在当下同样适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它被赋予新的内涵，不再单纯地追求GDP增长，而是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除党服务人民的后顾之忧。第二步是利用“互联网+”，开拓利益表达渠道，讓那些在现实中因各种原因羞于表达的公民在虚拟世界里可以自由倾诉。最后，加强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尚未形成，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必须重点加强他们的网络思想道德建设，帮助其增强明辨是非、辨别真假的判断力及屏蔽干扰的能力。最后，要规范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推行“互联网+政务”机制，开辟网络投票、网络选举通道。为有效解决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问题，需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民意回应机制；借助政府官方网络媒体实时更新相关信息，及时对小道消息、假消息作出回应，避免其恶化。总之，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完善政治体制、加强国民道德等增强广泛的政治认同。特别是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今天，更需要党巩固群众基础、寻求最大公约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党执政安全的目的。[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989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989年版，第5页
[2]王立新“互联网+”视域下的执政风险及其防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7（3）
[3]陈文胜微博时代的执政风险及其应对[J]理论探讨，204（）
[4]黄宇，余华“数字革命”背景下的执政风险与有效应对[J]观察与思考，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