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名人”丛书研讨会发言稿
&bsp;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聂洪钧传》历时一年多的创作、出版，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至此，xx区“党史名人”丛书已出第五本，前四本分别是《青年楷模—何功伟》、《女包公—钱瑛》、《红色教授—钱亦石》、《黄永胜的一生》，应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五本传记的写成、出版，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离不开市、区党史部门的支持，离不开传记人物亲属们的支持，离不开社会上热心人士的支持，在此我对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写人物传记，更没想到要写5本。回忆起来，我写xx区“党史名人丛书”，有一个从被动写到主动写，从有尝写到无偿写的过程。
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主要写小说，没有想过要写党史人物。20年春，民建咸宁市xx区总支委员会贾继柏先生找到我，要我写一写咸宁本土将军黄永胜，还带来了一些资料，说书出后付我万元的报酬。作为本土作家为本土名人志士立传，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的长篇小说《土地》已基本完成，于是欣然答应了。
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应该公正客观，要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要辩证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决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也就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给予公正评价。本着这个原则我开始收集资料，甄zh别虚伪，构思写作。年底完稿，第二年春出版。
第二年，贾继柏先生又要我写《青年楷模—何功伟》，同样是付我万元的报酬。这时，我的《土地》已交出版社，可以松一口气了，又答应了。8月稿起交武汉出版社审定，203年春出版。书出后贾继柏先生又找到我，要我写钱瑛。我想有万元报酬何乐不为呢？钱瑛是我心目中的伟人，我就又接受了。年底我拿出了书稿，正在联系出版时，杀出了“程咬金”，说我抄他的书，要我赔偿损失。他在网上骂我，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去告我，到法院起诉我。我对他说，在书中我用了你不少内容，没征求你的意见，我错了，向你道歉。这本书我不出了。我回去再作修改，尽量不用你的原文。他说，你对钱瑛一无所知，既不能编，也不能著。他还找到民建xx区总支委会去了，说出钱瑛的书必须经过他同意，作者必须加他的名字，而且还要放在前面。民建领导因此决定不出这本书了。民建退出了，出书经费成了问题，书出不成了，自然我的报酬也就没有了。我写钱瑛时被她的那种精神所感动，多次流下了眼泪。钱瑛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她坚决服从党的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懈地工作，任劳任怨，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检查、甄zh别案件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坚决地维护党纪，保护好人，打击坏人。钱瑛为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公正执法，刚直不阿，被人们誉为铁面无私的“女包公”、“女青天”。钱瑛一生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严于律己，真诚待人，是同志们心中的“好大姐”。这本书不出我心中有愧。加上我对“程咬金”的做法很反感，你不让我写我偏要写，不让我出书我偏要出，写钱瑛不是谁的专利。很快我把书稿重新修改了，删去“程咬金”的许多文字，反使我的传记更具真实性了。拿着书稿我找到区长李明波，让他支持出《女包公—钱瑛》这本书，李区长爽快地答应了，让我找个接收单位。我找到区文联吴裕舜局长，吴局长也爽快地答应了，很快2万元拨到区文联账户上了。此后便有了《女包公—钱瑛》这本书。
&bsp;&bsp;《女包公—钱瑛》经历一番波折后，xx区民建原计划还要请我写钱亦石的书。他们怕惹麻烦决定不出了。前面已写了黄永胜、何功伟、钱瑛。何功伟、钱瑛的革命献身精神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决定没有报酬自己也要把钱亦石写出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区档案局、党史办吴新平局长，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由他们向区政府打报告，争取了2万元的出版经费，《红色教授—钱亦石》顺利出版了。接着吴新平局长问我对聂洪钧感不感兴趣，感兴趣也请你写一写。虽无报酬，我也愉快地接受了。依然由他们向区政府打报告，又争取了2万元的出版经费，便有了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聂洪钧传》。
&bsp;&bsp;&bsp;&bsp;&bsp;202年始，我先后编著出版《黄永胜的一生》、《青年楷模—何功伟》、《女包公—钱瑛》、《红色教授—钱亦石》、《聂洪钧传》，组成了xx区“党史名人”丛书，计52万字。编著“党史名人”丛书是一件吃力不见得讨好的事，可谓“两难”、“三费”、“惹是非”，但更是一件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事。“两难”即查资料难、找知情人难；“三费”，即费神、费力、费财。“惹是非”即招惹别人有意见。咸宁属新建市，图书馆资料缺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报刊甚少。历史名人早去世了，他们的同事战友剩下的极少，只好找他们的后代了解情况，他们知道的也不全面。这就得要花钱搭车去采访，实地考察，我们先后去过武汉、洪湖、恩施。不需要去的，为了节约费用，就用电话联系。他们的亲属有的在广州，有的在宜昌，有的在杭州，有的在北京，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半个多小时，只为获得更多更全面的资料。有时书中引用了一些作者的资料，有个别的人找来扯皮。还有少数作品中主人公的亲人、后代不满意，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可经过沟通和解释也能烟消云散。
痛过笑过，喜过忧过，6年过去了，如今，一本又一本的“党史名人”丛书得以出版，再苦再累再委屈也释然了：一种成就感，贡献感，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是一种追求和幸福。&bsp;&bsp;&bsp;
由于水平有限，文史资料有限，知情者难觅，错漏在所难免，书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bsp;&bsp;&bsp;再次感谢市党史研究室、xx区党史办为xx区“党史名人”丛书在这里召开研讨会，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朋友到场指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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