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
乞食
袁世凯死后树倒猢狲散，袁家亦盛极而衰，只能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公子袁克定坐吃山空，身边的人逐渐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一个老仆跟随。日本人占领天津后，对贤达名流软硬兼施，极力拉拢加入所谓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侵略者得知袁克定家道中落后，便许以高官厚禄诱其上钩，无需出面做事，只需挂名即可。袁克定拒绝合作，日子过得愈加艰难，快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老仆每天上街乞讨回来，把乞得的食物装进餐盘，端到铺着桌布的餐桌上。60多岁的袁克定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臥室，脖子上围好餐巾，用餐刀把馒头切成薄片，抹上一层咸菜末，悠然自得地用叉子送进嘴里。
有人说，袁克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在我看来，乞食百家饭，总要胜过被人豢养百倍。请客
李英杰出身贫寒，在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上学时，靠着夜间上街拉黄包车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同学林一尽见其如此穷困，便用“苦禅”二字勉励，李英杰欣然改名为李苦禅。几年后，林一尽到杭州探亲访友，晚上宴请几位在当地居家的朋友。酒足饭饱之时，林一尽到柜台结账，在国立杭州艺专任教的李苦禅抢先从裤兜深处掏出一块帕子，把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3块大洋递给掌柜。酒桌上，另几位朋友还在神吹海聊，意犹未尽。那时的李苦禅薪水并不高，上学欠下的债务没有还清，每月还要给山东高唐老家寄钱，伙食顿顿粗茶淡饭，出行舍不得坐车，这桌酒菜足足花了他个月的生活费。
李苦禅后来成名另当别论，但在大家混得都比他好的年代，自己过得又那么寒酸，却能倾囊待友，着实让人感叹不已。营救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与李大钊创办白话期刊《每周评论》，思想守旧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人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多番发表文章与其论战，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99年6月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抓捕，关进了警察总署看守所。消息传开后，学界一片愤然，有69名学者署名要求保释陈独秀，其中不乏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就连马通伯、姚叔节也摒弃前嫌，站在陈独秀一边，言称其“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在社会各界的施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925年2月，胡适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后，写信给陈独秀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道不同不相为谋，却能对事不对人，不幸灾乐祸，更不落井下石，反而出手相助，即便发生在今天，亦是难能可贵。学费
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有7个兄弟，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以教书为业，一人承担着全家生活开支和4个弟弟、个侄子的留学费，经济上甚为吃力。四弟丁文渊留学瑞士期间，驻欧留学生监督处秘书曹梁厦是丁文江留学时的同学，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与丁文江皆是好友，以其资格和社会关系申请官费留学并非难事。在曹梁厦的劝说下，丁文渊写信征求丁文江的意见。丁文江迅速回信告诉四弟：“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掂量一个人的斤两，既不是精明地做事，也不是做精明的事，而是认真地做傻事。辞职
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为安定官僚队伍，为大小官员大幅加薪。梁漱溟之父梁济当时在内务部任职，薪水从60块钱涨到了92块钱，梁济惴惴不安，便向上司提交辞呈。信里大意说，民国初创，当以勤勉为先，“总要先安顿民生，后考虑官俸”，救济民生、扶持实业，比官员加薪更紧迫。梁济只肯接受60块钱薪水，没有领取32块加薪就回家了。内务部次长荣勋闻讯后上门盛情挽留，并考虑予以提职。没想到，梁济以“视官为国事责任所寄，则负疚者不敢一日居”为由再次请辞。内务部仍然未批准，梁济又两次请辞，内务部索性不予理睬，梁济亦赋闲在家。
对身外之物看穿点，超脱点，这样的道理谁都懂，却是世上头等言易行难的事。
（编辑/张金余）
文章来源于：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