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湘玲
953年，受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的邀请，钱钟书开始编选《宋诗选注》。钱钟书首先制定了“六不选”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
遵照这“六不选”，钱钟书不管诗人当时或现如今的名气，只看诗本身。在宋朝，诗人兼大哲学家叶适是个风云人物，然而在《宋诗选注》中却找不到一首叶适的诗，而他的学生徐玑的诗竟入选了。郑振铎就此提出疑问时，钱钟书表示：“叶适的诗过于追求炼字琢句，却忽略了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当然不能选用了；而徐玑的诗则个性鲜明，意致灵秀。”他还幽默地说：“尽管叶适是声名远播的‘大儒，却不能跟小诗人排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騰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吧。”
有领导发现钱钟书没有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后，郑重指出：“自建国以来的宋诗选本中，这首诗都是必选之作，《宋诗选注》也不能例外。”钱钟书振振有辞：“《正气歌》理大于象的毛病极为显著，理应被排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领导认为他这么做实在太欠妥，也不够明智，便给予严厉的批评，而钱钟书依然坚持己见。
按照惯例，入选的诗都应该有作者简介，钱钟书也做了这项工作，只不过他只说明了诗人的生卒年、姓名、籍贯及著作，根本不提及身份。有学者对此很不理解，问他：“宋朝那些诗人大多是有功名的人，都有一官半职的，特别是晏殊、寇准、欧阳修、王安石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中央级官员，您怎么不介绍下他们的身份呢？”钱钟书认真地说：“官职是一回事，诗文是另一回事。我要编的是诗选，这和诗人们的官职大小没关系。在诗文面前，没有身份地位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一切与诗无关的东西在诗选中都是没意义的。”
正是由于钱钟书坚持原则，勇于创新，才让《宋诗选注》成为独具特色的诗选著作。
（编辑/北原）
文章来源于：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