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虹
“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林少华慢条斯理地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提起林少华，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村上春树。从989年《挪威的森林》至今，林少华翻译了村上春树的42部作品，也被誉为“最懂村上春树”的翻译家。西装衬衫，头发一丝不乱，锃亮的皮鞋，黑色公文包放在脚边，他不紧不慢地从里面拿出一沓纸，纸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做了标记……3月底在北京中信书店的《刺杀骑士团长》读者见面会上，林少华聊得很开心，时而自我嘲讽，自黑自己是有着小伎俩的乡下人；时而自信幽默，称自己的翻译“炉火纯青”……他的语速很慢，四字成语信手拈来，还时不时夹杂几句日语，自始至终掌握着一种舒缓而平稳的节奏，让人不觉跟着变得沉静与放松。
只有把爱与悲悯作为情感的底色，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
环球时报：《刺杀骑士团长》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有评论说这是村上七年磨一剑的突破之作，您认为突破体现在哪里？
林少华：与之前作品相比，村上这部新作对历史认识得更加明确。村上借由主人公之口，提到南京大屠杀，对日本右翼以具体死亡数字有争议为由淡化屠杀事实的行为，提出了质问。能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是一种超越，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和抗争。
除此之外，村上在尊严和悲悯的关系认识上有了突破。村上作品的重要主题把个人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比如他在《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我写小说的理由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但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对世俗眼光看得更淡然，也找到了比个人尊严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爱和悲悯。只有把爱与悲悯作为情感的底色，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尊严。我想这是村上文学主题的跨越和升华。
有人说这部作品是村上春树的集大成者，我倒不太赞同。我认为他最成功的还是《奇鸟行状录》，无论从历史的厚重感，还是借此表达的政治见识、社会担当意识，目前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超过它。村上现在进入了自我复制阶段，但哪个人没有局限性呢？也许只有浩渺无际的宇宙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吧。
环球时报：您翻译过很多部村上的作品，但几年前，他的多部新作都与您无缘，您作何感想？
林少华：我一生混了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未必像样的学者和半个作家，其中让我虚名在外的还是翻译匠。其中翻译村上春树的书有42本，有网友戏称我为“林家铺子”。我也每每沾沾自喜。但从2008年以来，村上的新作《Q84》《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接连和“林家铺子”无缘，就好像我正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味千拉面突然被人端走了，手中的筷子不知道是举着好还是放下好。这一度让我很郁闷，甚至孤独、寂寞。尽管村上春树说过，假如把孤独与寂寞从我们的人生中剔除，我们的人生将因此土崩瓦解，也不足以对我构成安慰。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我在饥肠辘辘中接受着种种冷嘲热讽。人生总在得失之间，经过十年的沉淀，现在这碗上好的拉面又重新端到了我的面前，也说明人们对“林译”还是认可的。
文学译作是作家和译者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产物
环球时报：有人说村上在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您的译文精彩；也有人说您的文字过于华丽文艺，而村上的文字清新自然，甚至说您毁了他。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
林少华：文学译作是作家和译者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产物。茫茫人海，一个作者正好遇到脾性正合的译者，这种几率借用村上的比喻堪比00%的男孩遇见00%的女孩，实乃偶然中的偶然。莫言说，一流翻译家可以把二流作家变成一流作家，二流翻译家可以把一流作家变成二流作家。读村上春树，我会觉得是在读自己，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他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村上春树，无非是以自己心目中的村上去衡量别人心中的村上。村上说自己的文体风格是简洁、幽默、有节奏感。“林译”至少在这三个文体特征上符合村上自己的定位。我认为翻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般的和非一般的。一般的翻译就是转述内容和故事。而译者始终面对的是文体，也就是语言风格。非一般的翻译是再现文体之美，重构文体之美。村上春树并不是以故事取胜，他最可贵的是讲故事的调调，也就是文体，我的翻译不在于告诉大家村上写了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传递出他那种独特的文体，给中国语言文学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启示性。翻译是“特殊的文学写作”，比语义、文体更重要的是“审美忠实”。
环球时报：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对翻译外国作品有哪些帮助？
林少华：村上春树文体风格的一大特点是节奏感，他说自己的节奏感来自爵士乐，而我的节奏感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我从小喜欢读书，即使上山下乡也没有忘记看书，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但那时实在无书可读，我就躺在床上背《毛主席诗词》《汉语成语小词典》，还有从同学那借的《千家诗》。中国古文十分讲究韵律，这种韵律造就了我写作的节奏。中国古典文化对我最大的影响还体现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注重诗意的传达。现在人们对诗意的感悟比较迟钝，文学翻译没有文学性，就算语言上主谓宾定状补无懈可击，那也是致命的不忠实。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人写作的地基，地基不夯实，上面的建筑再华丽也不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我在翻译上雕琢得比较厉害，成语相对多一点，抒情意味浓一点。这其实不是我有意美化，而是中国文字本身就是美的。
日本文学让人眩晕难以琢磨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最近几年在中国掀起的日本文学热？
林少华：如今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日本文学热、日本文化热。我们这代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大抵采取俯视的视角。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法国、俄罗斯、拉美文学不可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是不入流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使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契机作用，逐渐使人们对日本文学的看法改变。日本文学的审美意趣来源于日本文化的审美传统，日本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审美表达——日本人做什么都喜欢做到极致，对美的追求也是穷形尽相、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而日本文学一方面执着于极致的细节，在瞬间与细微中发现美，另一方面对极致美的追求意味着超出常态，介于“美”与“丑”的临界点，势必产生极致之美、狰狞之美。日本文学那交织着邪恶与狡黠、恐怖与阴郁、决绝与愤怒、畸形与病态的“无底深渊”，让人眩晕，也让人难以琢磨。▲
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