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
中央确定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各地迅速出台配套性措施。伴随着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和农村资源开发，乡村领域产生巨大利益流量。这些利益如何分配，会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
近期我们考察了某城郊区县的乡村振兴工作，发现该区县不少乡村建设采用了“村庄公司化”的操作模式。即引入一些本村外出的企业老板返乡担任村干部，然后由企业老板成立公司，向村民流转土地，向政策申请财政项目，承担乡村建设任务。
这类乡村振兴的主题无一例外地是融合一、二、三产业和发展乡村旅游。为了向农民流转土地和房屋，部分村庄成立合作社组织，农民将集体资源和个体土地资产流转到合作社，合作社然后向公司流转。这些被政府引导返回乡村的公司老板，既担任村两委负责人，也是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在村级组织、合作社和公司“三位一体”的合作分工下，实现下乡资本对村庄资源的全域控制。
以我们调查到的某个远郊村庄为例，该村一个早期外出的建筑老板回村担任书记，他的私人公司以每亩两三百元的价格，将全村土地实施全域流转，并且签订长期性流转合同。流转土地之后，他运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民搬出原村庄，将结余出来的土地用于建筑开发，计划“以租代售”的形式向市民出售“民宿”房屋。这位企业老板利用其村干部身份，有效地整合了农村资源，并很好地利用了政府资源。我们替他算了一笔账，他流转数千亩土地每年支付给农民的租金不过几十万元，而他历年获得各类政府项目补贴已经几千万元。仅仅是其公司承担这些项目建设所获得利润，也远远超过租金支出。由于目前村庄与公司化已经不分，这些政府投入的建设项目产权未来也归公司所有。
在这种“村庄公司化”的操作方式下，农民得利甚少。基层政府通过引导能人返乡来解决乡村治理主体弱化问题固然在理念上不错，但是在操作上，却需要慎重。
首先，不能将能人返乡变成为资本下乡开路。乡村振兴目标指向的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资本下乡很容易发生与农民争地争利的问题。
其次，村干部是公共职务，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一旦返乡能人担任村干部且利益在村，就很容易出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不清的情况。
再次，倡导能人参与乡村治理不能损害基层民主。企业老板担任村干部，短期内容易产生村庄治理效果，原因是这些企业老板拥有比普通农民多得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利用自身拥有的绝对优势资源来治理村庄，容易出现基层治理中“以势压人”现象。这无益于提升基础性乡村治理能力。基层治理有效，依靠的是群众广泛参与，而不能建立在某类人的个别能力基础上。▲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