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如何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亟待我们去深入思考和仔细探究。
一、XX羌族自治县的现状对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XX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东接江油市，南邻安县，西靠茂县，北抵松潘、平武县，面积3084平方公里。全县辖6个镇、7个乡，总人口约24万，居住有羌、藏、回、苗、壮、土家、满、黎、维吾尔、基诺、达斡尔等等少数民族9万余人，其中羌族人口8万多人，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受自然、历史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的综合因素影响，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地方信息闭塞，民族性格突出，民族意识较强，注重本民族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和利益。
（一）经济社会特点
、居住特点
XX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人口居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分布格局，部分地方以羌寨聚居。
2、经济社会状况
XX受自然条件、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境内山高谷深，零星地发育为河谷平坝和台地，东南一隅为丘陵，山地占幅员面积的98%，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加之“52”特大地震的影响，“耕居分离”、“人户分离”、“农业与非农业人口混居”，呈现出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与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并存的现象。
3、人文特征
由于多民族杂居，虽互有影响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文化保存的完整性共存。民族性格各不相同，有的民族剽悍、有的民族内敛，但各民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强烈。因此，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繁荣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特征
尽管XX有其独特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特点，但同样处于经济转型期、发展机遇期、矛盾凸显期的大环境之下，通过灾后重建，基础设施、各项社会事业均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加之“52”特大地震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凸显，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趋利性强,以前多是“咽不下一口气”，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二是主体多元化，以前多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现在出现了许多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有时还涉及到村委会、居委会等组织，跨行业、跨地区的纠纷也时有出现。三是类型多样化，如征地拆迁、干群矛盾、环境污染、医疗纠纷等新型矛盾成为热点和难点，随着外出务工的增多，婚姻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四是纠纷复杂化，很多纠纷的时间跨度长，关系复杂，调查取证难，特别是环境污染等新型纠纷，涉及群体大，化解难度大。五是纠纷易激化，有些纠纷虽因小事而起，如争地、争水等，但处理不及时很容易激化。部分纠纷当事人因法制观念淡薄及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而出现盲从，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部分当事人表达诉求的方式偏激，动辄上访、缠访，甚至利用媒体（包括境外媒体）推波助澜，扰乱视听，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管纠纷如何发展，但大部分都是由于各种利益问题引发的非对抗性矛盾，都是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加大人民调解工作力度，就是从根本上、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和消除社会对立情绪，有效防止信访问题反弹、社会矛盾积聚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牢固筑起民族自治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二、XX羌族自治县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人民调解制度建设不断加强
、调解组织网络化
通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人民调解法》颁布以后，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不断健全，XX现有乡镇调委会23个，村（居）调委会343个，调解委员会成员267人，调解员563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每年调解纠纷2000余件，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疑难纠纷不出县”的目标。
2、工作机制长效化
人民调解的各项工作机制长效化、常态化，人民调解的工作制度，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访调援”对接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与诉讼、仲裁的衔接机制建立，调解不成功的权力救济途径畅通。
3、调解程序逐步规范化
中共政法委曾经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观念，从政策机制上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尽管人民调解强调就地、就近，但对于一些较大的纠纷，仍然有必要规范调解流程，以体现人民调解的执法性。XX现已形成了纠纷受理、调查、调解、回访等一整套较为规范的流程。
4、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不断扩大
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明确了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和不受理的两类情形。人民调解受理调解的矛盾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各种纠纷。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已将法人与法人之间及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纳入了人民调解的范畴。随着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将刑事案件引发的民事赔偿及刑事自诉案件也纳入了人民调解的范畴，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不断扩大，全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认同度也不断提高。
5、专业调解组织得以发展
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不断涌现，交通、医疗、消费、劳动、物业等领域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逐步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完善。XX成立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高效、便捷的化解涉专业纠纷，既使当事人避免了诉累，减轻了法院的压力，又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的和谐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
、调解组织流于形式，调解员素质不高
部分单位和个人对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认识不足，认为维护社会稳定主要依靠公检法发挥主力军和威慑作用，人民调解只是化解日常发生在村（社区）的一些小纠纷，在关键时刻拉不出，用不上，从而对人民调解在“大调解”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独特优势、前置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导致了思想上不够重视、行动上不够关心，致使部分人民调解组织有名无实，特别是处于中坚力量的村（社区）人民调解员多由干部兼任，加之民族自治地区多年来教育、经济发展的滞后，大多数人民调解员文化、法律素质偏低，在紧密的熟人社会及其关系的连带性已经逐渐减弱的现代社会中，调解员的素质将直接影响人民调解职能的有效发挥。
2、经费保障不够
由于人民调解不收费，所需经费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保障。XX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财力有限，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保障力度不够。特别是困扰基层多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长期得不到保障，调查取证没有差旅费，调解没有务工费，办了事还要自掏腰包，挫伤了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了人民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
3、规范化程度不高，程序上有待完善
由于受认识等诸多因素影响，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推进较慢，调委会还存在调解协议不规范，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轻文书等现象。《人民调解法》专门在第四章中用了十一个法律条文对调解程序加以阐述，虽然从立法的框架结构上看，调解程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是从具体内容上剖析，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调解的法定期限并无规定，造成在实践中难以衡量和把握“调解不成”的时间节点，从而出现“久调不决”的现象，使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二是关于“终止调解”的形式，没有作出具体的统一规范，就势必会影响到当事人无法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期间以及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算点；三是调解不成的权利救济途径的告知无具体形式的规定，是口头还是书面，内容包含哪些，还需进一步明确。
4、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人民调解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同时还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司法确认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受责任心、积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调解员认为调解成功即案结事了，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不再关心，忽视回访环节，致使部分调解协议成为一纸空文，降低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提起司法确认的申请主体要求十分严苛，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而对撤回申请的主体要求则十分宽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撤回申请，这无疑提高了司法确认的门槛，给了当事人特别是债务人极大的反悔空间，不利于调解协议的全面履行。
5、对人民调解的指导跟不上
基层司法所是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前沿，司法助理员承担着具体职责。但XX很多司法所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低、人员流动性大，出现招不来人、留不住人的困境，很多司法所要么没人，要么仅有一名司法助理员，还要承担很多业务工作，严重影响了指导效果。而负有业务指导职能的人民法院，也存在人员紧张的问题，因忙于自身工作及认识等因素的影响，也疏于指导，致使人民调解工作难有突破。
三、完善XX人民调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人民调解员制度体系
要严格按照司法部“五有、六统一、四落实”的要求，打造适应XX特点的高素质人民调解队伍。一是建立科学的调解员选拔制度、准入制度和培训制度。推行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广泛吸收社会力量，把退休老干部、退休政法系统干部、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充实进调解员队伍。同时结合少数民族的性格和宗教特点，把宗教领袖、文化传承人等充实进人民调解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威望高、熟知本民族习惯的特点。要通过集中学习、现场指导、调解观摩等多种形式，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岗位培训。二是建立和完善专职调解员、首席调解员、选择调解员制度，建立人民调解员人才库。三是建立调解员奖惩及退出机制。要建立人民调解员奖惩制度，严格进行考核，对违反人民调解纪律和不适宜继续担任人民调解员的实行有序退出，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四是建立纠纷信息预警机制，由调解员兼任信息员，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人民调解方针，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定争止纷”。
(二)加强人民调解经费保障力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的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的模式值得借鉴。如上海长宁区的李琴人民调解工作室，广安郭太平人民调解工作室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XX的财力有限，很多方面要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因此有必要从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出发，加大对此项工作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以奖定补”、“以案定补”等方式，激发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应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经费的支持力度，通过开展较为长期的培训、学费补偿机制引进法学专业大学生进入专职调解员队伍等模式，改变民族自治地区调解员素质普通偏低的现状。
(三)完善衔接机制，构建“大调解”体系
一是加强衔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整合社会资源，改变“各自为战、各弹各调”的旧格局，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构协调，司法行政、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加强公调、检调、信调对接机制建设。二是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前置制度。探索在基层人民法院（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室，聘请专职调解员，对依法可以调解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部分及刑事自诉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实行预立案，启动人民调解程序，调解成功即取消立案，调解不成再进入诉讼程序。三是完善委托调解制度。法院、公安、检察院、行政机关将适宜人民调解的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组织调处，必要时也可以采取联合调解的方式，实现调解的无缝衔接。
(四)适度规范调解程序
人民调解具有一定的司法性质,也是有组织的民间调解,因此调解工作必须具有一定的程序,以保证调解效力和调解工作的规范。人民调解程序的适度规范化、调解过程与调解结果的文本化，是规范化、制度化的必然要求。一是要按照纠纷受理、调查、调解、达成协议、回访、结案归档等规范的流程进行，并形成完整的案卷，即使是达成的口头协议，也应进行书面记录，以体现其严肃性。二是规范调解的期限，比如以一个月为限，案情复杂可适当延长，可以有效防止调解“久调不决”，便于当事人及时得到权利救济。二是以书面形式终止调解和告知当事人调解不成的权利救济途径，明确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起算点，将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进行衔接，保证当事人及时行使救济请求权。
(五)调解注重与少数民族民间法的结合
“在基层民间纠纷的解决处理上,依照习惯往往比直接适用法律解决效果更好”。苏力教授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指出:“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由此他提出了民间法的概念,“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的,是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体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XX的人民调解更要注重与少数民族民间法的结合。当然其中有部分与现行的法律不符，如“出嫁女不继承父母遗产”、“订婚男方需给女方一定的彩礼”等，但仍然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XX借力少数民族民间法，将民间法的具体代言人和执行者“羌首”、“端公”以及“文化传承人”、“老命”等聘为人民调解员，用羌族特有的“议话坪”和“转转酒”化解纠纷，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在与民间法的结合过程中，更要强化人民调解的自治功能，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弱化行政化，保持人民调解坚实的群众基础。
(六)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一是要完善人民调解协议的审查制度。将司法助理员审核人民调解协议作为一项制度并长期坚持，有效防止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提高协议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可以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直接的法律效力：如对于在合法基础上当事人自愿签定的调解协议，负有履行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不及时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只针对协议本身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涉及纠纷本身审查。二是调解员要加强对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回访，确保协议能得到及时全面的履行。三是进一步完善司法确认制度，降低申请门槛，一方当事人即可提出确认申请，且实行“谁申请谁撤回”的原则。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促进人民调解的健康发展。
(七)建立和完善边界人民调解联调制度
XX的接壤地区往往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观念极强，因土地、林地边界纠纷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强联调工作。要在认真研究本地区涉边界纠纷的现状、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县、乡、村涉边界纠纷联防、联调、联谊“三联”制度，规范边界地区人民调解组织联调措施办法，掌握涉边界纠纷排查化解及重点地区动态，推动涉边界纠纷的联调工作，维护民族地区的边界区域和谐稳定，促进边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八)全面落实指导制度
要坚持常态指导和动态指导相结合，一是提高司法行政部门特别是司法所的全面指导效果。通过近年来的“两所一庭”建设，司法所的办公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因客观条件的制约，部分司法所的条件仍然艰苦。除了加强奉献精神的教育外，更多的是要解决好司法助理员的后顾之忧，在待遇上给予倾斜，创造招得进、留得住的工作环境。认真落实好司法所长的职级待遇，按照每个所至少2人的标准配齐配强司法助理员。强化司法助理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职能，实现人民调解工作的全面提升。二是提高基层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效果。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参与司法行政机关举办的人民调解员培训班、组织人民调解员旁听法庭审理、依法确认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聘任有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等常态措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九)注重调解的法制宣传功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跨越
要充分利用人民调解的法制宣传功能，实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进XX的法治进程。费孝通先生认为乡村调解是适用于传统小农经济基础和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经济模式,其特点“其实是一种教育的过程”,而人民调解是从乡村调解发展而来,保持了其基本属性,也是一种教育过程。人民调解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编辑：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