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在今天西藏路人民广场一带，形成了类似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的剧场群，号称“东方百老汇”（我一直不赞成至今仍存在的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喜欢模仿西方式命名的做法，其实与后发国家缺乏内在文化自信和缺失创造创新能力有关），与话剧的传入和本土化相一致，上海剧场伴随着城市的进程繁荣和衍化。在历经20世纪80年代城市开发对历史文化设施破坏性的建设之后，大约2世纪开始城市文化转型，上海城市剧场建设又有了一个长时期的崛起过程，并持续至今。
上海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新近又提出建设中国文化中心的目标，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文化自觉。近期广受关注的上海“文创50条”发布，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宏大构想，这既是对当年上海剧场繁盛时代的历史性回应，也是新世纪以来上海舞台艺术发展引领潮流的应有担当，它构成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常会把上海的戏剧发展与纽约、伦敦、柏林等国际文化大都市比较，也会与北京进行对照，随之生出很多判断和结论，包括很多担忧和不满，其实这在我看来倒不必太过着急。因为文化的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不是一条直线地向前演进，也绝非是与经济发展成正比的样式，它往往呈现多元生态甚至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版图上，戏剧、演艺已经成为核心资源，尤其是经过多年培育和经营的上海戏剧，业已成为塑造文化之都的重要力量。而在这部大合唱中，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声部。
静安作为上海的核心城区，作为上海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区之一，现代戏剧谷作为上海文化的品牌，越来越彰显了上海、静安的历史和人文特征。一是它的开放性。现代戏剧谷越来越关注当代国际戏剧前沿的经典作品，不仅展演的剧目数量逐年增加，而且一些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作品也不断被邀约到来，这种开放体现了很强的世界性；同时，现代戏剧谷也关注到中国戏剧界的创造性作品，比如今年开幕大戏《平凡的世界》就来自陕西。二是它的参与性。现代戏剧谷是政府主办的，这决定了它的价值取向，就是充分的公共性。现代戏剧谷既是面向全社会的，也是面向社区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百姓群体的，所以就有了“市民剧场”这一板块，这决定了现代戏剧谷是人民的戏剧节，是老百姓的狂欢季。
戏剧塑造文化之都，我们首先注意到其物理空间，即剧院在城市文化符号中的构建。剧院成为城市地标建筑中为人关注的艺术载体，其标志性往往具有建筑美学和历史人文的双重含义，所以它自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剧院落成后，就是观演，即在剧院中上演舞台剧目。虽然互联网对文化消费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实体剧院和影院还是在不断增长。戏剧作为线下交互的艺术样式，正契合了台上台下交流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打造剧院自身物理空间的同时，也通过戏剧构筑了人类的心理空间和审美空间——剧院，塑造了城市建筑空间；戏剧，通过在剧院展示，又滋养了市民。
戏剧塑造文化之都，我們还必须面对资本和商业的侵袭。戏剧从来都不可能离开资本，也不可能回避商业，但是戏剧和资本、商业之间如何保持应有的张力，值得我们去思考。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以精英的姿态，拒绝资本和商业。大家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姿态本质上也是一种艺术不自信的表现，实属另一种功利。其实越是艺术质量上乘、审美价值高的作品，其市场价值就越大，商业回报也就会越高。另一种是以资本绑架戏剧，以市场回报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在我看来，戏剧成为产业不可怕，可怕的是产业成为戏剧创作的出发点。
走过了9年的现代戏剧谷，越来越彰显其魅力，成为每年戏剧人和市民的热切期待。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文化成为产业的时代，如何使戏剧成为塑造文化之都的力量，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破解，还有许多认识需要我们厘清。
文章来源于：上海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