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梁实秋的散文，其中《清华八年》让我感触颇深。作为一名教育者，一个最基础的小学教育工作者，我向来对有关教育的文字更加的关注。
梁实秋进清华时应该在一九一七年，看看那时清华教育，再看看现在的教育，一对比之后竟然发现，时光虽已过去近百年，但是教育却一直没进步，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的教育理想，正是那时的清华教育现状。是时光跑得太快？容不下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过功利，让立国之本的教育被推搡到拐角，让它自生自灭，最终沾染满身势利？
看此篇，才知清华的由来，心中说不出的滋味。“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看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制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所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赔款的比例分配。”在那积贫积弱，倍受欺凌的时代，既有赔率又有割地，最后人家拿着你的钱让你办教育，再是一番怎样的好心，但那耻辱都已深刻在清华园上。
梁公当初进去清华的复试，是由当时天津（当时直属省会）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面试的，这让当今只喜应酬，溜须拍马的官员怎不汗颜？当时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中等科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娃，一下子离开父母，离家万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个厦门的孩子因语言不通，而孤独郁闷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而最终遣送回去。在信息不发达时求学，都是一件辛苦事，拷问的不仅仅是勤奋，还有诸多的综合能力。若放在今天，电话、信息、视频，已将万水千山化为零距离，减少思念的痛苦。当然，清华为了减轻学生们的思乡之苦，也采取了措施，规定每两周每位学生都必须写一份家信，就连家在北平，每周日都回家的梁公也必须为止。先看之，觉得清华过于死板，但后一想，这也是对两周生活学习的一次回望与思考，也很不错的。梁公的父亲认为这正是练习小楷的好机会，于是这些家信年终汇定成册，留作纪念。
清华的常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有号码，赃了要罚；饭桌上，也有学号，缺席也是要罚，脸可以不洗，饭不可不吃；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零用钱可以少于放在身上，但一角一分都要记账；洗澡次数也是有规定的，一星期不洗澡是要警告的，再不洗，公布名单，仍不洗，强制执行派员监视；最严重的是偷窃，一旦破获，立马开除，不管偷窃的东西有多小。这严格的管制只限于中等科学生，虽然看似过于严格，但是梁公认为“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要认识的。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我还是非常赞成梁公的看法的，只要惩罚适当，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时是有必要的。令人无奈的是，现今的教师也基本可以称上“弱势群体”或者谓“尴尬群体”，明知学生有错，都不敢正常的批评了，更何况惩罚。中国的教育，令人担忧。诸如以上的常规教育，已被社会、学校、家长忽略多年，近两年才慢慢拾起。纵然这样，更多人关注的依然是分数，家长要的，老师要的，准确说这是家长老师不得不要的。追根求源，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清楚，改变此现状，看样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素质教育之滞后，两者之间种种矛盾与冲突，正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横扫过来。有时想，我们是不是正在这转型期？这转型需要多少年？
清华的课程安排也是很有特色的。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是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的划分是要加强英语学习，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因为八年之后他们是要去美国的。上午的教师一部门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林语堂就是当时梁公的老师，学问好，教法好，热心教学。有时和同事闲聊，我们的教师对教学有多少热情？不得不承认的大多数老师只将“教师”这个职业当个饭碗，当个谋生的手段，就其原因很多，一是，如今教师这个行业的确得不到尊重；二是，教师工资过低，于是优秀人才可以选择更好的职业，由于工资过低，也就影响了师德；三是，整个社会都是浮躁之风，教师也难逃其中。如此恶性循环，教书育人本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就变成了谋生的行当，尴尬为止。
在课堂教学中，梁公笔下的几位老师的教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位美籍女教师在教导练习时，所用的“议会法”，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这一套如何支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的处理案件的讨论。”在作文教学法上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的。题目到后，先作大纲，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把别人的文章缩成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一篇文章，这一切都是思想训练。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在日常教学中很多老师都已不用，就我教学而言，觉得很不错，可以培养学生的作文的整体结构感，教会学生如何构思，如何布局谋篇。徐镜澄先生也教过梁公作文，批改作业大勾大摸，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几千的文字被删的体无完肤，只剩三二百字。于是，梁公学会了“割爱主义”。而今，很多学生作文时，为达“凑数”也是“扩句再扩句”，废话连篇。删除之，还谈不上“割肉”。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高等科后，学生们就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排起了长龙。让学生查找资料，长期训练下来，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我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在小学也可以照样做这样的训练。
梁公认为，学生应该还是应该全面发展的，音乐、美术、手工以及生物、物理、化学这些艺术和科学课程都不应马虎。梁公说，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缺少艺术教育，他（她）的人生必定少了一分温柔的、浪漫的情怀；缺少科学教育，也是人生一大遗憾，这是我们理解生活中种种现象的途径。最让我感悟的是梁公反对“趣味主义”。梁公一看“鸡兔同笼”就昏了头，到清华学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是格格不入，从心理厌烦，以至后来一看到题目就如“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于是以“兴趣不合”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虽然如此，梁公后来认为“数学史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以学的，那时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为不合”，后来在美国读书，以数学分数为耻，拼命用功，结果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于是，梁公说“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兴趣，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每天上午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地上有写着的号码的木桩。下午还有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寝室课堂房门一律上锁，非户外活动不可。梁公因为游泳不行，差点没及格，后来发狠死练，补考时，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在池底连爬带游的前进，终于到终点，勉强及格。中国虽说是体育大国，准确说是运动会上的体育大国，国民的体育锻炼还是很少的，就连学校的体育课程都没有按质上起来。身体是一切“革命”的本钱呀，如今我也十分懊悔小时过于“娇惯”自己，以至在生活中、学业上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清华的社团活动也很丰富，故课外活动很多。梁公参加过音乐、美术、书法、文学等多种社团。
读《清华八年》，思今之教育，对比百年前清华之教学，感慨颇多，赘赘言之。清华，国家一流之学府，梁公，中国文学之巨匠，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身为教育者，学之，力求尽力教好自己的学生，身为母亲，学之，力求教好自己的孩子。
（编辑：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