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人员行政人格养成的思考
□李春开
行政人格是指国家行政人员在公共事务中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内在规定性，是行政资格、行政规格、行政品格和行政风格的内在统一。行政人格的特征是公共性、责任性、主体性。
坚持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是我国政府行政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应有内涵。因此，公务员只有养成积极向上、规范正面的行政人格，将服务意识、服务理念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将个人价值的体现建立在为公众谋福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行政价值的有机统一。
一、强化公务员个体自我道德约束
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使用公共权力的最终目的只能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公务员的人格前提决定了其在执行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且是唯一目标。为了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防止公务员谋求个人利益，仅仅依靠制度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以道德自觉作为自我约束。习近平指出：“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看得透、看得淡，知所趋、知所避、知所守，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图、不为情所惑，就能最大限度地把精力用来为国家和人民勤奋工作，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不去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实际上党和国家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更是空前的，但仍有一些公务人员不能抵制名利诱惑，没能守住道德底线，堕入违纪违法的深渊。究其原因，与德行修养的缺失密切关联。公务员必须以正确的名利观作为内在道德约束，将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在既定道德认同基础上自我约束，这样才能坚守以人为本的道德实践。因此，公务员在面对不正当利益诱惑、不健康思想腐蚀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身的德性修养和道德约束，从思想源头上防范腐败的滋生。
公务员还肩负着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责，他们的行为倾向和工作作风往往会形成强大的外部效应，成为社会公众学习效仿的重要参考对象。因此，公务员整体的道德修养水平高低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向社会传导着重要的价值观，起着上行下效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公务员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理应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才能增强公众对公务员的信任，提升政府形象。
二、建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政绩评价机制
一要强化唯才是用的用人标准。随着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不断发展需求，政府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庞杂，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方面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对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务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强大的心理素质、高效敏锐的决策能力以及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公共行政部门面对的日益复杂的局面，才能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公务员不但是某方面的专才，还应该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通才。因此，公务员录取的标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注重才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才能掌握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要建立以德为先、内外结合的道德评价机制。公务员的才能和学历水平是其职位的必备条件，所以长久以来对公务员的考核和晋升更多看中的是业绩和能力，对其道德修养的要求和考核则往往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公务员理想信念缺失，逐渐形成道德素质低下、官僚气息浓厚的形象，甚至走向违法乱纪的境地。公务员的德性修养不过关，其行政行为就难以保证公正性。这就要求行政组织推举人才必须对其德性负责，并结合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特点，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与此同时，公共权力的法理依据规定了公务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要求公务员的行政人格必须具有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道德基础。因此，在晋升考核评价指标中应该加入公众评价环节。在具体操作中应将公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参考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公众评价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主要考核指标的积极尝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如果能进一步推广，将公众评价直接引入对公务员个人的考核，则会有效促进公务员队伍整体道德水平的快速提高。
三、加快行政信用和行政绩效制度化建设
行政信用制度化是避免行政失信的必要措施。因此，要逐步建立行政主体行政信用档案，记录公务员日常行政活动中的信用状况，形成制度化的约束项，并以此作为公务员考核晋升的条件，这样不仅能促进公务员道德修养的提高，也能从整体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行政绩效制度化是行政信用制度化的重要保障。行政信用制度化是外在强制性约束，而非行政主体内在自觉要求，无法从根本上调动公务员追求行政信用的积极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行政绩效制度化作为保障，就会陷入行政主体逃避行政信用责任、丧失追求行政信用动力的困境。行政绩效制度化主要将行政活动对行政效益贡献度作为衡量标准，要求针对公务员的行政绩效状况进行奖惩，甚至要求行政主体以声誉或物质财富作为抵押。因此，要确保行政信用制度化的有效性，就必须以行政绩效制度化来促进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