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圆
摘要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作为中西方新闻界最有代表性的奖项，其推举出的获奖作品对于反映中西方新闻行业的报道价值标准，传媒伦理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文章对27届中国新闻奖和207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展开内容分析，从价值取向、题材选择、叙述方式等角度出发，对中西方两种评选标准差异及原因展开分析，从而对中西方传媒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报道倾向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近十年中西方传媒价值取向随着时代变迁发生较大变化，文章以207年颁布的中西方获奖新闻作品为例，着重探讨当前新时代下中西方新闻传媒的价值取向差异，具有时代鲜活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中西方新闻；新时代；价值取向；新闻奖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674-6708（208）25-064-02
新闻传媒报道，从信息的议程设置到叙述的报道角度，都能折射出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传媒的价值判断标准。普利策新闻奖被公认为美国甚至欧美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中国新闻奖也是我国综合性新闻的最高奖项，两者在中西方传媒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个奖项推举出的获奖作品对于反映中西方新闻行业的报道价值标准，新闻传媒伦理都有较强的权威性。文章从今年评选出的中西方获奖作品的新闻价值、新闻题材、叙述方式3个角度展开分析，比较新时代中西方传媒报道价值取向的差异。
新闻价值宏观差异：政治舆论导向与监测社会环境
新闻价值是媒体议程设置的核心，决定着事实是否能被报道成新闻，虽然在中西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新闻理论中，提出的新闻价值要素有一定的差异，但都主张从最本源上认识新闻价值，即新闻事实本身含有的能满足受众需要的素质的总和，主张新闻价值包含及时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和异常性要素[]。其中，及时性和接近性以量化的时空距离为衡量标准，具有明显的客观性，中西方认同标准一致，差异甚微；但重要性和显著性则由于中西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且西方更突出异常性，中方有所淡化。
中国新闻报道，注重与党的路线和政府政策的结合。在中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咽喉”，坚守政治方向、把握舆论导向，注重报道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新闻。美国新闻媒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支力量，在形式上注重党派独立，与政府政策结合较少，主张报道“人类真正的趣味”，如犯罪新聞、灾难新闻、体育新闻，同时强调新闻的趣味性和人情味，走市场化道路更关注报纸的发行量及电视的收视率。
在第27届中国新闻奖最高奖项——特别奖中，体裁涉及通讯、评论、消息及专栏，从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峰会、建党九十五周年、习总书记的自然生态观、新华全媒头条4个方面报道，但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报道紧紧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政治舆论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关注。本届中国新闻奖共有来自全国报刊、电台、通讯社、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287件新闻作品获奖，从其内容分析多涉及，一是紧密围绕总书记活动展开策划报道，传达领导人最新动态；二是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家工作重点组织报道，将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具体鲜活案例，展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三是围绕重大政策，以贴近百姓的视角并创新报道方式进行解读，唱响主旋律，挖掘人物典型报道，传播正能量。综合来看，获奖作品的报道重点都与当年的宣传热点相契合，“报道选题契合主旋律”成为当今中国新闻奖的一个重要取舍标准。
普利策新闻奖则集中体现了西方传媒伦理——新闻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报道采取客观的态度，甚至不少批判监督政府的新闻，其中207年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最有含金量的奖项——公共服务奖颁给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批判政府公职人员的报道《警方滥用规则驱逐弱者》。该篇报道揭露了警方滥用驱逐规则，驱逐数百名贫穷人民，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维护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器作用。此外，本届普利策获奖作品多涉及灾难报道，政治揭露，暴力犯罪问题，如《“幽灵船”火灾事件》《芝加哥枪支暴力中幸存的0岁男孩》，以个体为视角，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聚焦社会不公，起到监视社会环境的作用。
2新闻题材偏重差异：正面弘扬报道与反面揭露调查
报道题材的选择往往反映的是传媒的关注点，即议程设置，且往往会通过大众传播转化成社会的普遍议题。同时，大众传播起着“把关人”作用，为媒介接触者营造社会的拟态环境[2]。但从本质分析，媒体报道题材的选择也受着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普遍心理的制约。
对比207年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可清晰看到中国获奖作品多是正面报道，弘扬传递社会正能量，反映社会美好生活的变迁。新闻报道多以歌颂真善美、展现榜样精神为核心内涵，注重维护社会和谐，例如长沙晚报刊登的《深夜挨户敲门寻找救下昏迷夫妇》，再现了急救医生李良义恪尽职守、救死扶伤、永不言弃的职业精神，指出其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先进典型，与时事热点紧密结合[3]。人民网策划的《“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幸福嬗变》，邀请了赤溪村脱贫攻坚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接受专访，反映中国整个农村脱贫攻坚的总体趋势。“好人好事”正面报道居多，是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体现中华民族价值观中对德之追求，对义之崇尚，对道德模范的学习与弘扬。
西方新闻重视揭露性报道，普利策新闻奖从创立伊始就具有揭露丑闻的传统，获奖作品中多反面新闻报道——战争与和平、权力监督、为弱势群体谋求公正等话题始终是普利策的“核心”，直面社会矛盾，批判揭露社会黑暗面，注重灾难的细节报道。《东湾时报》深入调查，进行系列报道“幽灵船”火灾事件，理清了美国自906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火灾的来龙去脉，在8天时间里推出0篇相关报道，并直指问责防火检查缺失、仓库住人密集问题。此外，调查性新闻《西弗吉尼亚阿片类药物泛滥导致死亡》，记者面对强大的阻碍揭露了阿片类药物泛滥导致了高死亡率的悲剧。以上报道都能看出西方媒体报道的直接揭露性，起到守望与监督社会的责任。
3具体叙述方式差异：感性形象塑造和客观细节勾勒
从新闻价值观到报道题材，再到叙述方式，可视作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分析过程。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角度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方向的新闻，叙述方式则决定事实被呈现成为怎样的新闻，具体到一篇报道的结构、表达方式上。中西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催生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也造就了新闻报道中的不同思维表达方式[4]。
中国媒体报道，注重用普遍真理，多为政策理论统摄事实，对客观事物规律进行抽象性总括，例如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作品《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中对党的光辉历史进行概括性总结，“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改革开放的千钧重担，他们不畏艰险、勇敢担当。无数英雄儿女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获奖作品中都能反映出，传媒报道的整体思维，善用普世的精神追求含纳不同的个体，注重对事实抽象化感性叙述，号召力强。
西方新闻报道，结构上多用倒金字塔式，从个案和个体着笔，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细节描述中升华折射出整体的群体形象与社会文化，多客观具体的勾勒事实，较少情感提炼，注重思维的理性。例如盐湖论坛报连续刊登的《杨百翰大学对性侵受害者的残酷对待》中，记者以当事人的自述和细节的运用代替主观的评说，借助事实与细节呈现观点，“我束手无策，我无法寻求任何人的帮助，作为一个身在杨百翰大学的同性恋者，这甚至不是一个能做出的选择，因为一旦公之于众，你就会被击垮，也得不到保护。”借助当事人的直接心理呈现，传达出个体的真实情感。此外西方传媒注重实证报道，将直观真实的数字纳入新闻中，令报道理性而富有说服力。
受文化传统、政治生态、舆论环境的影响，中西方传媒的价值取向也有所差异，具体反映在报道上的新闻价值判断、新闻题材选取、具体叙述方式的不同。但中西方传媒价值取向作为两种独立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无优劣之分，都是适应当地的社会舆论环境的最优结合。通过对两者的研究，我们将对中西方传媒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报道风格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对中国新聞奖评价标准发展与创新有一定的比较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2-8
[2]宁文茹：中美记者职业意识的比较研究，新闻学论集[C]
[3]中国记协网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EB/OL]http：//xhut/zx//2070_s_rd/dxht
[4]申晓娟普利策新闻奖近十年评论奖获奖作品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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