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公域治理是指各类属的国际行为体处理、应对全球公域之内共同事务与公共问题的理念、制度、方法、行为等要素的总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公域的具体体现和特殊形态。冷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展现出从团体治理向全体治理转变，从区域治理向全域治理演进，从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等发展态势。近年来，全球公域治理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伦理等方面所显露的现实困境，妨碍了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公域秩序的塑造。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全球公域治理，在人力、资金和技术等物质的供应方面，组织、机制和规则等制度的建设方面，价值、伦理和观念等理念的革新方面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助力全球公域治理成效的提升。
关键词全球公域治理现实困境中国战略选择
作为人类活动的“战略边疆”和“终极前沿”，全球公域对世界各国的安全与发展极具战略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提出，“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2世纪以来，部分国家为了在全球公域之资源开采、科学探索、商业开发、军事活动乃至领土划界等方面获取“先入为主、先占先得”之利，不断提高权力博弈与利益争夺的力度和频度，导致环境污染、安全赤字、秩序混乱等问题不断涌现。在此形势下，如何实现全球公域的有效治理成为国际社会亟待应对的重要议题。鉴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全球公域治理呈现何种态势？全球公域治理面临哪些困境？中国应该做出何种战略选择？本文拟就该些问题试做探析。
一、全球公域治理及其发展态势
作为全球治理在全球公域的具体体现和特殊形态，全球公域治理是指各类属的国际行为体处理、应对全球公域之内共同事务与公共问题的理念、制度、方法、行为等要素的总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域治理日益展现出从团体治理向全体治理转变，从区域治理向全域治理演进，从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等发展态势。
（一）全球公域治理概念论析
作为物理空间，全球公域早已为人类所探索、开发、利用。作为学术概念，全球公域一词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情。968年，英国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GrrtHrd）发表了《公地悲剧》一文，较早论及全球公域问题。他直言道，“全球海洋依旧因公地哲理的残存而受害”。GrrtHrdThTrdyfthCs[J]S，968，62（3859）：243-258美国学者亚伯拉罕·丹马克（AbrhMDr）则认为，全球公域概念最早由“海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dMh）提出。AbrhMDrMthGlblCs[J]?ThWshtQurtrly，200，33（3）：65-82随着认知能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全球公域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尚未就全球公域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作为客观的物理存在，全球公域有其客观性、恒定性、有限性，但是人类对其产生的主观认知存有差异性、变动性、争议性。基于客观实力和主观意图的不同，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就全球公域的性质、区域、功能等问题会产生多样、变化乃至迥异的认知。在自然维度下，全球公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和自然资产，包括海洋、太空、南极等。UNEP，DvsfEvrtlLdCvts，IEGfthGlblCs[OL]http：//upr/dl/GlblCs/tbd/54404/DfultspxHYPER"http：//upr/dl/GlblCs/tbd/54404/Dfultspx;UtdNtsSttstsDvs，GlblCsDft[OL]http：//usttsur/usd/vrtl/sf-rsp？tt=573SusJBuThGlblCs：AItrdut[M]Wsht，DC：IsldPrss，998：在法律維度下，全球公域是指“所有国家均可以合法进入的资源领域”。张茗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3（）：60在安全维度下，全球公域是指不为任一国家所控制，同时又为全部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USDprttfDfsQudrlDfsRvRprt[R]Wsht，DC，200可见，全球公域概念的界定几乎全部以主权为标准，丢却了全球公域本该具有的公共性、公益性、公正性。本文认为，全球公域是指不为任何国际行为体所拥有或控制而为全人类所共有、共享、共治的公共区域，包括国际海底区域、公海、极地、国际空域、外层空间等。目前看来，政策界和学术界就全球公域的范围是否涵盖网络空间存有争议。本文认为，网络空间有其主权属性而非全球公域。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5年7月）所指，“要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部分学者亦认为，全球公域不包括网络空间。参见JsLsCybrsurty：NxtStpstPrttCrtlIfrstrutur[R]StttbfrthStCr，S，dTrsprttCtt，Fbrury23，200：3;JsphsNy，JrThfuturfPr[J]PublAffrs，NYr，20：43;MrRydThItrtsGlblCs？[N/OL]Otbr26，202，http：//lr/publts/202/0/trt-lbl-s，Dbr20，203;杨剑美国“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的语境矛盾及其本质[J]国际观察，203（）：49;陈玉刚在公域领域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战略考虑[J]世界知识，205（8）：6;郑英琴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J]国际展望，207（3）：00应当指出，全球公域具有非主权性、非私有性、非排他性，但是人类对全球公域的不断探索、开发、利用，使其展现出由“公有物”向“无主物”转变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美国基于护持霸权的战略需要，不仅力推“网络自由”而将其作为巩固全球霸权的抓手，还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将南海视为“全球公域”。SBrryRPsCdfthCs：ThMltryFudtfUSHy[J]ItrtlSurty，2003（）：5-46;HllryCltRrsItrtFrd[OL]Wsht，DC，200-0-2，http：//sttv/srtry/r/200/0/3559ht;EvFbuAsUbud：ChsRsdthCtstdCs[OL]EstAsFru，CulfFrRlts，200-08-3，http：//blsfrr/s/r/200/08/3/hs-rs-d-th-tstd-s/HYPER"http：//blsfrr/s/r/200/08/3/hs-rs-d-th-tstd-s/;ThWhtHusItrtlStrtyfrCybrsp：Prsprty，Surty，dOpssNtrdWrd[R]20：24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本文赞同、采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概念的界定。参见〔瑞典〕英瓦尔·卡尔松等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M]赵仲强，李正凌，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995：2基于对全球治理概念的认识，本文认为全球公域治理是指各类属的国际行为体处理、应对全球公域之内共同事务与公共问题的理念、制度、方法、行为等要素的总和。全球公域治理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公域的具体表现和特殊形态，全球治理则是全球公域治理的应然状态和发展方向。类似于全球治理的是，全球公域治理是一个持续、复杂、艰难的实践进程，尽管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但是总以保障公域安全、维护公域秩序为基本目标。此外，二者在价值、规制、路径、成效等方面具有共同性，但是在主体和客体方面存有差异性。在主体方面，全球公域治理本应是各国际行为体的“全体参与”，实际上则是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团体参与”。在客体方面，全球公域治理的对象并非遍布全球的“全域问题”，而是全球公域之内的共同事务、公共问题等“区域问题”。
（二）全球公域治理发展态势
第一，全球公域治理展现出从团体治理向全体治理转变的态势。二战结束后，部分国家凭借人力、资金、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不仅主导了对太空安全、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的治理，还形成了环北极国家、航天大国集团、南极条约协商国等国际“俱乐部”。比如，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存在“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联盟”“77国集团和中国”等国际团体。反差明显的是，某些国际行为体因面临着知识局限、技术不成熟、公域边界未定等问题，缺乏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历史与现实表明，全球公域治理部分治理者的集体利益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相去甚远甚而相互对立。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的转移与流散加快了全球公域治理之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再向全体行为的转变，为实现公域问题的全球治理、全体治理提供了可能。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公域治理更加呼唤全人类的全体治理、共同参与和协力推进。冷战结束以来，各类属的全球公域治理者不断“自主组织”起来以应对与日俱增的公域问题，ElrOstrtlRvstthCs：LlLsss，GlblChlls[J]S，999，284（542）：278-282顯著提升了公域治理的自主性、自觉性、合作性。可以预见，治理者的全球化、全体化乃全球公域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应然图景而不可逆转。
第二，全球公域治理展现出从区域治理向全域治理演进的态势。在时序上，全球公域治理总体呈现出日益拓展、不断深化的发展态势，这既有赖于人类认知能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深受治理者利益偏好与行为选择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部分大国长期主导着全球公域治理的规则制定与议题选择，阻碍了公域治理的进展。毋庸赘言，任何国际行为体参与公域治理皆以获取、增进自身利益为根本遵循。该时期，霸权主导下的全球公域治理以资源问题、安全问题为核心。其中，美国和苏联基于争夺霸权和军备竞赛的战略需要，将国际空域视为自由活动的“专属区”。对比明显的是，其他国家因缺乏人力、资金、科技等方面的能力，几乎无法进入更遑论参与国际空域治理了。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降低了人类进入全球公域的门槛和参与公域治理的成本。该时期，全球公域治理的焦点展现出由资源环境问题向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安全问题、主权问题转变的明显趋势。203年5月0日，美国颁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报告指出，安全维护、资源和商业的流通、环境保护、保障原住民需求、加强科研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核心利益所在。ThWhtHus?NtlStrtyfrthArtR[R/OL][203-05-0]https：//bhthusrhvsv/bl/206/03/09/dv-pltt-tl-strty-rt-r应当指出，美国参与公域治理有其明显的选择性、目的性，通常运用制度构建、议题设置等方式，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行为偏好嵌入治理议程。比如，美国在公海治理中主要关注资源开采、军事安全、航行自由等问题，淡化乃至无视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问题。
第三，全球公域治理展现出从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过渡的态势。目前看来，权力治理和制度治理是全球公域治理所遵循的两大主导逻辑。现实表明，全球公域治理制度的创建与改革通常滞后于公域治理权力的分配与变动，不能适时、客观地反映变化了的国际权力格局。
二战结束后，全球公域逐渐转变为少数大国进行权力博弈和利益纷争的战略平台，全球公域治理亦几乎为权力政治所绑架。该时期，全球公域治理尽管借重各类型的治理制度，但是展现出权力思维、强权政治、大国治理的鲜明特征。换言之，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几乎沦为大国权力斗争的工具，表征着明显的权力政治思维和霸权行为逻辑。诚如罗伯特·基欧汉（RbrtOKh）所言，“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对‘权力的追求也形式各异”。[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9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良机，为全球公域治理由权力主导向制度主导的转变提供了机遇与可能。作为国际公共物品，全球公域治理制度能够积聚参与者的诉求与偏好，汇聚治理者的合力与意志，降低个体治理者在人才、资金、科技等方面难以跨越的门槛，进而推动公域治理更具合法性、专业性、有效性。应当指出，尽管现行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尚未完全脱离权力政治的影响，但是制度驱动而非权力驱动、制度本位而非权力本位终将演变为公域治理的主导逻辑。
二、当前全球公域治理的现实困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社会要求推进全球公域治理的诉求和愿望与日俱增。近年来，全球公域治理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仍无法遏制公域问题不断涌现的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域治理的結构困境、制度困境和伦理困境。
（一）全球公域治理的结构困境
全球化时代，参与者共同、公正、合理地分享治理权力、设定治理议题是实现全球公域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遗憾的是，全球公域治理结构存有权力非均衡化问题，呈现为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
第一，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公域治理权力失衡问题，形成大国中心治理模式。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域治理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分配始终处于失衡状态。比如，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的治理实践催生出“大国俱乐部”，大量中小国家非但难以成为治理主体，反而易于沦为“治理客体”而被排斥在治理实践之外。换言之，某些全球公域已然异化为大国争权夺利的战略平台。在全球公域治理格局中，大国通常占据核心地位而中小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以致公域治理失却了本该具有的公正性、代表性、合法性。历史与现实表明，部分大国通常以能否获取、增进自身利益为原则来调整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力度和程度。比如，美国不但拒绝承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应责任，反而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两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
第二，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公域治理权力失衡问题，形成霸权中心治理模式。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的全球公域治理权分配处于失衡状态。在太空安全治理领域，美国早已展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霸权主义行径，致使太空大国争夺治理主导权的博弈与竞争不断加剧。2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权力结构尽管产生了明显的质性变化，但是新兴大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并未有效转化为相应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公域治理领域，新兴大国总体上较少享有相应的公域治理话语权、主导权，实质上仍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RhrdWtzCh，Russ，dthhlltthGlblCs[J]PfFus，2009，24（3）：27-297AbrhMDrMthGlblCs[J]ThWshtQurtrly，200，33（3）：65-82比如，现行太空治理机制主要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大霸权国构建的，打上了深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烙印。关于太空治理的五大条约均成立于冷战期间。五大太空条约是指《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967年）、《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968年）、《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972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975年）和《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活动的规定》（979年）。
第三，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存在公域治理权力失衡问题，形成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二战结束后，蓬勃发展的国际组织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公域治理搭建了良好的战略平台，但是公域治理权几乎完全为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掌控。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权力尽管加快了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流散和转移，但是并未有效提升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主体性和代表性。〔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M]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换言之，现行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实质上仍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外在体现、外化形态。比如，《南极条约》因仅对国家开放而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公民个人无法参与南极治理活动。现实表明，失衡的全球公域治理权不仅限制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域治理的自主性、主体性、代表性，还致使公域治理失却了本该具有的全球性、整体性、公正性。
（二）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困境
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域治理制度的创建与改革明显滞后于国际权力的转移与流散，以致不仅无法与公域治理权力相匹配，还不能克服供应不足、执行不力、效力不高等痼疾。
第一，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尽管就生物保护、气候变化、太空活动等问题制定了相关治理制度，但是未能有效推进公域治理的制度化进程。冷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尽管更为借重国际制度，但是公域问题的不断涌现进一步凸显了“制度赤字”问题。一方面，传统大国供应治理制度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导致某些区域或领域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境地。另一方面，大国争夺制度主导权的斗争导致制度建设困难重重。2世纪以来，大国在全球公域治理领域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并未消失，反因“非中性”制度安排而催生出形态各异的博弈“变种”。为了维护自身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北约将“金砖国家”视为其全球公域之传统优势和既得利益的潜在对手而对其采取离间、制衡等战略。FlxFSdlrNATONdsGlblPrtrsfrthGlblCs[EB/OL]http：//rhvtlt-utyr/-dx/Op_Th_T_Artl/NATO_Nds_Glbl_Prtrs_fr_th_Glbl_Cs
第二，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制度日益呈现出碎片化、脆弱化等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相关治理制度的实施及效力的发挥，进而导致海底区域、北极地区、外层空间等公域深处失序乃至无序的境地。一方面，现行公域治理制度存有“合法性危机”，直接妨碍了治理制度的遵守程度。其中，传统大国将权力制度化并以“非中性”制度设置治理议程，按照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标准有选择地执行治理制度。比如，美国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而不肯签署太空非军事化条约，严重影响了太空军控的实质进展。另一方面，部分公域治理制度发展滞后，未关涉全球公域新问题而影响了履约状况。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没有关涉海洋生物勘探问题，以致不能及时提出治理新规则。
第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存在效力不高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频频出现低效、失效乃至失灵等问题。2世纪以来，“蓝色圈地运动”方兴未艾、太空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不力等公域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应当指出，全球公域问题的出现和涌现表征着公域治理制度缺乏充分的有效性。一方面，非中性、非合法的公域治理制度必然带来非均衡、非公正的公域治理成效。近年来，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尽管在创建、改革、运行等方面进展明显，但是仍无法反映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国际权力的转移，影响了治理制度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公域治理制度本身不仅存有职能交叉、领域嵌套、监督缺位等问题，不同治理制度之间还缺乏充分的协调与配合。其中，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有200余个国际环境协议正面临着“无政府主义的低效率”问题。[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
（三）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
全球公域治理通常依托于一定的制度，而制度的创建与改革均难以割舍“应该怎么做”的价值选择问题。恰如基欧汉所说，“有效的制度必须建立在自利而非利他主义之上，但是自由民主合法性和自利途径都有赖于人的价值和信念”。RbrtOKhGvrPrtllyGlblzdWrld[J]ArPltlSRv，200，95（）：-3二戰结束以来，全球公域治理伦理始终存有自由与正义之间的“二元悖论”问题。
第一，全球公域治理之竞争性与公正性分异。在自由主义视域下，开放、竞争、博弈是公域行为的天然状态与应然趋向，是西方治理、大国治理、霸权治理的理念基础。比如，“自由进入并主导全球公域”已成为美国护持霸权的重要基础。BrryRPsCdfthCs：ThMltryFudtfUSHy[J]ItrtlSurty，2003，28（）：5-46《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报告表示，美国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进入与活动。USJtChfsfStffThNtlMltryStrtyfthUtdSttsfAr：RdfArsMltryLdrshp[R]Fbrury8，20：9历史与现实表明，竞争逻辑、生存法则实乃西方大国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根本遵循。无可回避的是，“自由主义立法者在设计新的权利或权利种类时，……没有提到当个人权利先验地超过重要的社群利益时导致的不公正。”LTr&p;SGtRhtsdRspsblts[M]Trt：UvrstyfTrtPrss，999：277转引自韩雪晴自由、正义与秩序——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之思[J]世界经济与政治，207（）：73在日渐制度化、民主化的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主张公域治理应最大限度地体现公正性、共同性。20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白羽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t;采访[N/OL]205-09-22新华网：http：//sxhut/rld/205-09/22/_6642032ht
第二，全球公域治理之等级性与平等性分异。二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权逐渐展现出层级分明的“三维棋盘”结构。JsphNyGlblPrShftsth2stCtury[N/OL]?200-08-0http：//Stsphs/s/699-sph-y-lbl-pr-shfts#xzz24v3IVph该时期，美国和苏联凭借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占据了公域治理结构的顶端，其他国家则处于公域治理结构的底层。比如，美苏两国基于“允许间谍卫星越顶飞行”的默契，打着“开放太空”的旗号，进行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显失平等性、代表性的太空治理。韩雪晴自由、正义与秩序——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之思[J]世界经济与政治，207（）：55冷战结束后，全球公域治理权总体上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移，但是等级性十足而平等性不足仍是公域治理格局的真实写照。应当指出，美国、欧盟、日本等守成大国自认为在公域治理领域具有“天然”的主导性、优先性、先进性。反差明显的是，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主张公域治理的平等性、公正性、共同性。200年月28日，李克强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善，应当体现平等参与、合作包容的原则。”李克强合作包容共创未来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持续发展——在20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特别致辞[N]人民日报，200-02-0（3）
第三，全球公域治理之共同性与区别性分异。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更需全人类的共同参与，但不同参与者所负有的治理责任不可均等，而应与各自所享有的治理权力和治理权利相对等。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与此相违背的是，自由主义治理观主张各国不分国情国力、发展阶段、治理能力的差异，都应平均而同等地承担治理责任。比如，发达国家通常“先入为主、先占先得”地在全球公域的资源开采、科学探索、军事活动等方面占得先机，但是在应对公域问题上则要求发展中国家责任均等。《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仅为美国的8%，德国和英国的393%。尽管如此，美欧大国不仅无视自身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多、人均排放高”的现实，还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总量目标”而非“人均目标”的标准担负减排责任。
三、中国推进全球公域治理的战略选择
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全球问题不断涌现的全球化时代，克服全球公域治理困境，提升全球公域治理成效无疑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后来者、生力军，中国应该在应对全球公域治理的结构困境、制度困境、伦理困境等方面奋发有为，在物质、制度、理念等层面提供与其国力和身份相适应的公共物品。
（一）夯实综合国力以提升治理能力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任何国家的全球公域治理能力均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其中，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硬实力对参与公域活动尤为重要。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5-0-4（）
一方面，中国应该大力提升综合国力以夯实公域治理能力之基。《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出，“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部署;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N/OL]新华网，205-05-26http：//sxhut/plts/205-05/26/_540827ht2世紀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权力格局的转型与重塑日益加快，传统大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展现出相对衰落之势。面对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应该继续加强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军事改革等方面的力度，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以夯实全球公域治理能力之基。近年来，中国“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成功研制和不断改进，不仅为中国进行深海资源开采、科学考察、探询打捞等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还为中国参与、推动乃至引领深海治理提供了充分的实力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借助国际合力来争取应有的公域治理权。随着国际权力格局步入深度调整期，守成大国更注重对全球公域治理话语权、主导权的护持与争夺。客观而论，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相对实力虽有快速提升，但是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和公域治理权。现实表明，中国所享有的全球公域治理权与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大国身份明显不符。在此形势下，中国应该继续在双边、多边、小多边等层面借助国际合作之力，在公域议程设置、规则制定、秩序维护等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比如，中国与俄罗斯曾于2008年、204年两度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提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不仅有利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打消个别大国通过控制太空巩固战略优势的企图，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太空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唯其如此，中国方能更加有效地提升全球公域治理能力，助推全球公域治理进程。
（二）完善治理制度以拓展治理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制度化、规范化程度的日益提升，全球公域治理的主导逻辑将逐渐实现“权力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转变。毋庸赘言，全球公域治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实现该转变的基本条件和机制保障。作为主要新兴大国，中国应该争做改革、创建公域治理制度的倡导者、先行者。换言之，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王吉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人民日报，204-2-07（）
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推进改革现行公域治理制度。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更加呼唤兼具合法性、公正性、有效性的治理制度。遗憾的是，现行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存有明显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双赤字”问题。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5-0-4（）鉴于此，中国应该秉持“渐进推进、增量改进、平稳进行”原则王发龙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6：20，借助国际合力来改革、修正全球公域治理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比如，在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已认可“《联合国宪章》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联合国成员亦认同“网络主权”原则王明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J]国际展望，205（6）：05-06，这不仅有利于增强联合国在网络治理领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还有助于抵制西方大国所主张的“互联网自由化”原则及其“网络帝国主义”行径。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适时参与创建新型公域治理制度。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域问题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应当指出，现行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存有“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难以满足应对公域问题的现实需要。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域》《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制度之间存有规则冲突、目标重叠等问题而缺乏充分的衔接与协调，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度和效度。在此形势下，提升全球公域治理制度的密度、效度、契合度无疑乃国际社会亟待应对的又一“全球问题”。为此，中国应基于“量力而行”原则，以国际合作方式创建符合国际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域治理制度，以缩小公域治理制度的“灰色区域”和“空白地带”。207年5月23日，中国主办了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就南极开发与治理问题提出五点倡议，提升了南极治理制度的密度。
（三）构建价值认同以革新治理理念
全球公域治理关涉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前途命运，而其基本前提在于构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和理念认同。诚如有论者所言：“以什么伦理为基础才能维持具体国家的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是新疆域未来治理需解决的一大问题。”杨剑深海、极地、网络、外空：新疆域的治理关乎人类共同未来[J]世界知识，207（0）：42
一方面，中国应该提供全球公域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在康德看来，“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6与此同理，任何国际行为体在全球公域所进行的资源开发、科学研究、军事活动等行为，如果不以符合、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那么将难有所获乃至得而复失。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站在人类进步与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就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比如，中国可以适时地提出全球公域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治理观、秩序观等理念。205年0月2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5-0-4（）207年月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再度指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7-0-20（2）毋庸赘言，习近平所提出的全球治理观既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大势，又契合了公域治理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他者构建全球公域治理的价值认同。一定意义上，全球公域治理不同参与者在治理理念上的分歧与冲突是导致公域治理之结构困境和制度困境的根源。在世界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并行不悖的时代，全球公域治理的有效推进更需要构建顺应世界发展大势、适应公域治理需求的价值共识和理念认同。作为公域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应将自身所提出的全球公域观在双边、多边、全球等层面付诸实践、加强宣传，进而在公域治理实践中构建、增进、维系与他者的伦理认同、价值认同、观念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N/OL]人民网，http：//pltsppl/GB/026/559869htl作为一种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同，既有利于预防国际社会在公域治理“向何处去”问题上出现价值迷失，又有助于消弭不同参与者在公域治理“应该怎么做”问题上产生理念冲突。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消减全球公域日益凸显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修复全球公域已然脆弱的资源供应力、环境承载力、生态修复力、安全保障力无疑乃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目前，全球公域治理缺乏明显的整体性、全球性、合法性，实际上仍是团体治理、区域治理、权力治理。随着全球公域问题的日益涌现，打破公域治理的结构困境、制度困境、伦理困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之需、应然之举。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后來者、生力军，中国既需在经济、科技、人力、军事、知识等方面提升综合国力，又要加快综合国力向国际影响力和公域治理能力的转化;既需深度参与、积极改革现行公域治理制度，又要适时创建治理新机制、新规则;既需积极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又要与他者建构伦理、价值、观念等理念层面的国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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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