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年轻时的张伯驹。
937年初春的一天，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的唱堂会正在上演压轴大戏——《空城计》。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四大名角，平常两人同台都罕见，如今却同在一台戏里当配角，各逞其能，令票友们啧啧称奇。
饰演主角“武侯”诸葛亮的是张伯驹，一登台，一句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台下掌声雷动，一片叫好。虽然和同台的大腕们相比，这位主角唱得实在不怎么样。
这天是张伯驹的四十寿诞（虚岁）。那句唱词，冥冥中预示了张伯驹的一生。“他的名字，要么不知道，知道了就再难忘记。”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先生诞辰20周年展的引言里如此说道。
他出身显赫，名列“民国四公子”;不喜政治，天生“纨绔”;精通诗词、痴迷戏曲、雅好收藏。他所藏的皆非凡品，光是国宝级的书画作品就有百余件。启功先生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章伯钧则说把自己收藏的5000件书画全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的一张。
半生珍藏，最终却“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全都捐给了国家，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顶级书画，近一半是张伯驹所捐。
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圖》。
不要豪宅，不要命，只要字画作为“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的许多藏品都是绝无仅有的瑰宝。其中最珍贵的有两件：一件是中国传世最古名家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件是山水题材的里程碑作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两件藏品，都得之不易。
《平复帖》是西晋时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封信札，历代都视为瑰宝，清末流入恭亲王奕之孙溥儒手中。张伯驹很早就托人去找溥儒，两次询问是否能转让。溥儒都回：如转让，须20万元，用“天价”吓退张伯驹。
937年，溥儒生母项太夫人病逝。事母至孝的溥儒想为母亲大办丧事，急需用钱，于是决定变卖《平复帖》。张伯驹请了友人傅增湘做中间人，最终以4万现大洋成交。
张伯驹曾说：“不知情的人，都说我收藏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经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家是豪门巨贾。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姻亲，曾主管盐政，95年创办过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父亲因病去世后，张伯驹死活不愿接班，最终在母亲的逼迫下，才当了个挂名的董事，说起来他是名副其实坐拥金山的“富二代”。
只不过再大的金山，也搁不住动辄花数万元买一张书画的用度。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霁川搜罗了一批珍品，其中就有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前往购买，马霁川张口就要800两黄金。这价格，别说张伯驹了，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都回话无力收购。张伯驹害怕画被卖给洋人，一面在古玩圈子里到处传话：此画乃国宝，万万不能出境;一面委托圈内人出面与马霁川继续洽谈。马怕事情耽搁下去对己不利，几经磋商之后答应以220两黄金转让。
张伯驹又是开心，又是犯愁。他这些年可没少买书画，不久前刚以0两黄金的价格买下范仲淹唯一的传世手迹《道服赞》，现在去哪儿弄那么多金条？他思前想后，决定将寓居多年的豪宅（李莲英旧宅）卖掉，最终卖了2万美元，换成金条，妻子潘素又变卖首饰，最终凑出70两黄金。马霁川答应让他先拿走画，后面补齐尾款。
其实，别说豪宅，为了国宝，张伯驹连命都敢给。他曾在上世纪40年代被人绑架过，绑匪要求用00根金条赎身。被囚期间，也有人接洽张伯驹夫人潘素，提出要买所藏字画，张伯驹则托中间人传话：“绝不能卖字画！”
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局部），纸本，纵284厘米，横38厘米。
李白的诗写得好，字写得也好很可惜，在此次故宫特展中，《平复帖》和《游春图》真迹都处于休眠期，展出的都是复制品。真迹里，领衔之作是李白的《上阳台帖》。
章伯钧和女儿章诒和有过一段对话：“‘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谁写的？”“杜牧。”“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谁的名句？”“范仲淹。”“张伯驹也有范仲淹的手卷……你背过‘床前明月光吧？”“这是李白的诗。”“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共有25个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书法家、学者陈振濂怀疑此书是李白在开元天宝时的上阳宫所作。帖上有宋徽宗瘦金书《唐李太白上阳台》的题签，从卷中的题跋和签印来看，历北宋宣和内府，南宋贾似道，元代张晏、欧阳玄，明代项元汴，清代安岐，再入乾隆内府。9年清帝逊位，溥仪兄弟将《上阳台帖》携出宫外，兵荒马乱中辗转流入古董商人郭葆昌手中。937年，张伯驹以6万银元的价格将之购得。
李白是“诗仙”，诗写得好世人公认。至于字，宋徽宗在题跋中如此评价：“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意思是李白曾经写过一帖行书，现在又有这幅，写字飘逸又有豪气，可见人家不仅仅是以诗出名，字写得也不差呀！宋人黄庭坚也说：“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意思是李白的书法与其人一样奔放豪迈，只不过长久以来不为人知，最终完全被诗名掩盖了。
因为这是世上仅存的李白真迹，关于真伪的鉴定，也有不同说法。启功先生认为有李白名款，又有宋徽宗的题签，传承有序，用笔也吻合李白的风格，应该是真迹。鉴定大家徐邦达则认为用笔粗率，笔画肥厚，不像唐人用笔的风格，似乎是宋代“散卓笔”（古代的一种毛笔）发明之后的风气，因而可能是伪作。
956年，张伯驹通过统战部徐冰将《上阳台帖》转呈毛主席。毛主席喜好书法，收到后非常珍爱。后来因为毛主席自立了一条规矩：凡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到的各种礼品，一律缴公。于是他带头把李白的《上阳台帖》转交故宫。
也是在956年，张伯驹把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顶级作品捐给了故宫。这都是他真金白银倾家荡产买回来的。战乱时期，他怕日伪、怕小偷、怕抢匪，把这些国宝缝在被子里，好不容易才护住。和平年代，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赏玩，却毫不留恋地都捐了。
政府想奖励他20万元，张伯驹和妻子潘素分文不取，最后只收下一张文化部长茅盾签名的褒奖令。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张伯驹有君子之风，爱国不言功。早在947年，他就加入民盟，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时，与大学生一起写标语、游行。他还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之一。他与傅作义方面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侯少白是至交好友，多次宴请他们，借着请他们到家中欣赏国宝的机会做工作。在和平解放北平这个问题上，三人不谋而合。张伯驹也多次在各个场合，劝说傅作义以人民生命和文化遗产为重。北平一解放，张伯驹就把自己战时在西安创建的公司捐给了国家，不占功、不当官，把精力都放在研究艺术上。
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局部），纸本，纵243厘米，横206厘米。
“张先生使我们一下子成了富翁”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是张伯驹捐出的最后一件国宝级作品。现为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上。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作品，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吴其贞《书画记》和张伯驹《丛碧书画录》。乾隆时期，入清宫内府收藏，画中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玺多方。画为绢本，无款，属于典型的宋代院体绘画，绘有荷花、蕙兰、蜀葵、寿春等4种花卉。画卷前段下方有小字题“四月八日”，据学者研究，这是南宋理宗皇后谢道清的生日，推断应是为皇后祝寿所作。有人认为杨婕妤是南宋宁宗杨皇后之妹。这幅画用的是矿物色而非植物色，因此历千年而如新。
957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96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下放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长春后，张伯驹感怀知遇之恩，将自己所剩的数十件书画收藏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就有这件国宝级的《百花图》。他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會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也舍弃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章伯钧曾问过张伯驹一个问题：“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
张伯驹的回答是：“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来说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局部），绢本设色，纵24厘米，横3297厘米。
在被划为右派后，他曾坦率地跟陈毅说：“太出乎意料，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其胸怀宽广如海。
有人曾描写他所见过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修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富不骄，贫能安，正如《往事并不如烟》中章诒和的评价：“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是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张伯驹（898—982）
字丛碧，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收藏家和文化名人之一。在诗词、戏曲领域也有深厚造诣。
文章来源于：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