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老家有座山
一个山里孩子，绕过一座座山，踩着一座座学校，走进城市，成了城里人。
成了城里人，我经常在同事面前炫耀，我的老家有座山。我的老家有座山，竟成了我最值得骄傲的资本。
我老家的山，很小，没有名气，连名字都没有，不仅地图上找不到，出了十里地，你打听，没人知道。我查过资料，虽没有明确的记载和介绍，但我推测，那是大别山的余脉。南北走向，每隔十来里地就鼓起一个小山包，高不过四五十米,每座山包方圆也就十几二十亩地，单个地看那都不能称为山，还没有城里的楼房高，只能称为小土石包。
我老家的那座山，只有西面和南面有坡地，东面和北面平地陡起。村子在小山的西面，山下一个村子，山坡一个村子。山下村里零零星星地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山坡村却挤挤挨挨地住着上百户。山下的村子里住的是活着的人；山坡上的村子住着的都是山下村里死了的人。
我就出生在山下村，我出生时，家里有父亲、母亲、叔叔，还有个姐姐。
听我父亲说，那座小山，原先都属于我的祖先。现在，我的祖先一家，还独居在山坡向阳的那一面。坡前是三十多亩的坡地，种着茶树，是我父亲的祖父带着家人种的。有一个时期，它属于生产队，后来又属于我的父亲。我的祖先的屋后就是小山，小山占地04平方公里。山上不仅长满了野草、荆棘，还长了些马尾松、毛竹和些不知名的杂树。毛竹只有鸡蛋粗细，杂树年年砍了当柴烧。偶尔也能发现裸露的石头，大部分埋在石渣土里，白色的，带血色的裂纹。
我的父亲和叔叔在山的南坡种茶，在茶树间种花生、绿豆、大豆和油菜。坡底下有八亩水田，种水稻，一年两季。每年清明之前摘茶，炒茶，全是手工。我家的茶，茶色翠绿，香气淡远，爽口甘甜，但不贵，二三百块钱一斤，可比城市超市里上千块钱一斤的都好。我家的茶树不打农药，用草木灰灭虫，不施化肥，用人畜粪尿和草木灰壮地。种出的花生，很小，剥出的花生米像大豆，颜色粉红晶莹，抓在手里很压手；种出的绿豆颜色不绿，发灰，像是绿豆上蒙了一层霜；坡下种出的稻米是香米，做出的米饭香甜弹牙，不需要就菜就能吃撑了肚皮。花生米、大豆、菜籽，自家就能榨油，山里人都吃自家榨的油。
山下村，一家一户矮小的石屋，掩映在花草树木之中；人们在鸟声的唱和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家家烧草锅，烟囱从房顶竖起，高过屋脊。一日三次，炊烟升起，弥散开来，笼罩着山下村和山坡村，缭绕在半山腰上，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山里人生活很简单，简单到只有生活气息。
山里有野花、野果、木耳、蘑菇、竹笋，有野鸡、野兔，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鸟。荆棘杂树当柴烧，秋后，家家的院子里都堆得很高。山里人养猪不用圈，只在耳朵上做记号。过年拣大的抓几头，杀年猪，孩子们把猪尿泡吹起当球踢。我常自豪地对人说，我的老家有座山。
我的母亲先后生过四个孩子，第一个，我的哥哥，只长到四岁，在随父母插秧时，趁大人们没注意，被生产队开采石头留下的三四十米深的大水坑偷去了。据父亲说，那孩子异常聪明，会认很多字，而且两岁的时候就能数到一百。我的姐姐比我长四岁，也很聪明，家务农活都做得好，还认识些字，是我叔叔教的，但没上过学；在我的上面还有个小姐，据说还没满月，得了什么风疹，还给小山了。在我老家，人死了葬到山里，叫还山。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和叔叔都在二十里外的公社学习班里学习。是队长跑到公社给请的假。我母亲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父亲刚好到家。我父亲就一直抱着我，舍不得放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这下有指望了，这下有指望了。”
我的父亲和叔叔，曾分属四类分子的地主和右派，但除了公社的重大活动必须出席外，基本上都在村里劳动。山里人淳朴，加上我父亲和叔叔会炒茶、会做豆腐、会酿酒。村里有了红白喜事会宾客时，我的父亲还办得一手好菜。村里人对他们都很尊敬，没人批斗过他们。再说，我父亲和叔叔过年时，还免费给人家写春联。
我们村子没有学校，村子里也没几个人家想让孩子上学。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背着我到另一个山村里的学校去上学。绕过山脚向北，有十里地。每天早上，我都是迷迷糊糊地从床上换到父亲的背上接着睡。严格地说，小学四年级以前，我每天在家里睡觉，在学校起床。父亲放下我，从怀里掏出一块热乎乎的饭团，我吃了去上课，他回家去干活。晚上大都是叔叔接我，趴在叔叔的背上，和叔叔说一路的话。读四五年级时，我自己也能走。父亲或叔叔拉着我的手，走一小段路就要问我几回“累不累”。见我额头冒了汗，就心疼地将我背起。
五年，我们的笑声和汗水洒满了叔叔和父亲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小路。小路的两边，每年春夏都开满了各色的花，红的紫的黄的蓝的白的都有，五彩纷呈，清香四溢。
小学毕业，我就到公社的中学读书了，住在学校。初中三年，我倒是没觉得多长，可我父亲却着急，跑坏了七八双我母亲和姐姐为他做的鞋。他每个星期去两趟，给我送吃的。我问他想不想我，他说不想；他问我想不想他，我说想，说还想妈妈，想叔叔，想姐姐。他笑着骂我没出息。
三年后，我家的堂屋里不仅贴满了奖状，家堂下的台子上还供着一张六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和叔叔都高兴地直抹眼泪，我学着父亲的口气说：“没出息。”一家人都笑了。笑声飞出去，在山下村里疯跑。家家都来放鞭炮，有带鸡的，有带酒的，有带腌肉的，有带腌笋的，反正是把自家吃食中最好的带来。鸡、猪是自家养的，酒是自家酿的，山珍是小山里长的。父亲、叔叔办了七八桌席，挨桌敬酒，一口就是一大碗。笑声裹挟着炊烟和鞭炮的硝烟向山上奔去，那小山仿佛大了一圈，还有了朦胧的诗意。
我读师范的三年里，父亲和叔叔总共去过两次。一次是开学，父亲送我去；一次是毕业，父亲和叔叔一起去，七十多里地，他们回来时都没坐车，省下的钱，在城里带我下了馆子。父亲喝着从家里带的米酒，红着脸说：“这下好了，等你工作了，我们就能享福了。”他觉得，他把儿子培养成了城里人，他有了指望，将来有了依靠。那时候，他是山下村最骄傲、最幸福的人。
暑假结束了，别人都分配工作了，可是我还没接到通知。我也有点急了，叔叔想买一双皮鞋，就扛了一口袋绿豆，和我一起去了学校。到学校才知道，我因为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了。叔叔一高兴，说皮鞋不买了，绿豆送给校长。校长高兴得把电话摇得的呜呜响。书记还有两个副校长都来了，美滋滋的，四个人每人分了一瓷盆。书记还有点不好意思，校长看着我叔叔一脸的真诚，就说，没事，不算受贿。他们一起陪我们到食堂吃饭，校长还带了两瓶酒。
回村后，叔叔炫耀了好多年，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说了好几遍，师范的校长请他喝酒。他说一次，别人就羡慕一次。后来发现别人不再把那当回事的时候，他才不说，但他总是记在心里，想起来就觉得无限光荣。他也不止一次地说，那都是我给他挣的面子，他很感激我。他在村里原本是佝偻着腰走路的，自从他和我的校长喝了那次酒后，腰就挺值了。我每次回家，叔叔都对我说：“别舍不得花钱，咱家有座山呢。”
我上班后，姐姐出嫁了，再两年，母亲积劳成疾，还了山，也去了山坡村。山下村的老家里只留下了两个老男人。我再次考进了安师大。
我的叔叔年轻时爱过一个姑娘，据说是那个姑娘的父亲知道了他右派的身份，死活不同意。最后，那个姑娘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关于叔叔右派的身份，我听母亲说过，当年，村里分了个右派的名额，可当右派要识字。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除了我父亲和叔叔，还有一个是队里的会计。右派要写悔过书，要写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不识字是不行的。队长找我父亲，可我的父亲已经戴了一顶地主的帽子。我父亲说，反正有个地主了，也不差一个右派，本来他想身兼两职的，但公社不同意，就把右派的帽子给了我的叔叔，让他承认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好，人人吃不饱”的话。我的叔叔一共就参加过两次批斗会，还都是陪斗，但悔过材料写了不少，也参加过几次义务劳动，不过到年底，队里都给补了公分。
听说他喜欢的姑娘嫁人了，叔叔就发誓终身不娶。后来，家里条件好了，也有不少人给她介绍过女人，他都看不上。我父亲母亲有一阶段，到处打听，要给他物色个女人，他总是不同意，为此还被我母亲骂过。骂急了，他怪我母亲，为什么不看好大儿子，抢白得我母亲哭了大半夜。他想要过继我，可我的父亲就我一个儿子，他张不开口。可在他的心里，我已经就是他的儿子了，而且还是令他骄傲的儿子。
大学的四年，是我不停地拿着汇款单到邮局取钱的四年。我每月已经有了三十多斤的饭票，还有十几块钱的菜金，在学校吃住，根本就用不完。可是父亲和叔叔还是每月给我汇二三十元。当然不是按月，也不是一次汇完，有几元的，十元的，十几元的，最多一次汇过二十元。我回家时告诉过他们，也写信说过，钱用不完，可他们还是不停地给我汇。大学毕业，我再一次留城，在芜湖市里工作，离老家更远了，一年难得能回去两三次。有了自己的家后，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有了孩子，几乎两三年才回去一次。我父亲和叔叔经常说要到城里来看看，可他们一次都没来过。山里能刨出来的，他们除了填饱肚子，都给了我，香米、花生、绿豆、大豆、茶叶，木耳、竹笋、老母鸡、花生油、菜籽油……只要我回去，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到城里就分一些出来送朋友、送同事，单位里的同事都知道我家有座山。带不了的，他们要么从邮局给我寄来，要么换成钱，再给我汇来。他们要用一座山来供养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他们要把儿子供得像个体面的城里人。
我不只一次想过要把父亲和叔叔接进城里，可我一个中学老师，别说没地方住，就我那点工资，吃的都不够，我不能过早地失去我家那座山。我只能等，等先把孩子培养出来，再让他们来享福。
我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他们还佝偻着腰在山上刨。只要能变成钱，他们就不停地刨。我的儿子要结婚，要买房子，他们实在刨不动了，一个八十，一个八十四，都拄着棍了。他们把祖宗留下的茶园卖了，他们的孙子买了房子，结婚了。
我的父亲去他祖先那请罪去了，他终于还是没指望上我，没享到我的福。他走的时候，我没在他的身旁。村里要安排我叔叔进敬老院，叔叔流着泪死活不同意，他要守着老屋，等我回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清明，我带着妻子、儿子和媳妇回家给父母和祖先上祭，我发现，山下村破败了。村里的人很少了，老的还山了，年青的进城了。听说乡里要将山下村拆迁，集体搬到十里外的新农村。叔叔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说：“咱家的山没了。”
我也哭了。以前哪一次见到父亲，见到叔叔，不都是笑？笑声能绕着小山转几圈。这一次，在山坡村，在我祖先和父母的面前，我抱着叔叔哭了。叔叔不停地重复着“咱家的山没了，没了。”
我说：“叔，咱家的山还有一半在，我要把他带进城。”他抬着头，用一对昏花的老眼茫然地看着我。
我说：“叔，你和我父亲就是我的山，现在父亲带不走了，我得把你带走。”
他看着我，好像有点害羞，小声对我说：“我还没去过大城市呢，到那里我会不会转向呢？”在老家的两天，他就拉着我的衣袖，生怕我跑了，不，他是怕他自己丢了。我打电话告诉姐姐和姐夫，水田、老房子以及老房子里的物件都给他们，随他们怎么处理，叔叔我要带走了。
叔叔到了我的家，就像一只很乖的猫，每天蹲在阳台里听收音机。十二层的楼，他不敢往下看，他自己哪也不敢去。我带他上街，他总是拉着我的胳膊，寸步不离。可能是早先我那个小哥哥的死，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我小时候跟他一起出门玩，他总是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一刻也不敢放松。带他逛了一回街，回到家，他能乐好几天，就像孩子看了场新奇的电影。我们上班时，他就一个人在家，要么看电视，要么听他的收音机，他还喜欢擦地，每天都把地板擦的跟镜子似的。我上班时，要是带他到楼下的居民活动广场，从哪里分手的，我下班回来，他就在哪里等。
过了半年，他的话语就少了，常一个人发呆出神。我问他，他就向我打听，城里人死了怎么办。我感觉到了他的恐惧，他想老屋，想回山下村，然后再到山坡村。他怕死在城里，怕将来灵魂还不了山。见他发呆，我的鼻子也发酸。我常梦到我老家的山荒芜得一塌糊涂，山下村只剩残垣破壁；梦到缭绕的炊烟已经消失，火红的太阳不再从山顶慢慢升起，山下村的废墟上，清晨，群鸟不在聚集；梦到我的父母在山坡上瞭望，孤独、凄凉梦醒后，我很沮丧。
我以后还能向别人炫耀我的老家有座山吗？我是怎么了啊？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常做伤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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